2024年4月24日发(作者：)

民国时期怎么评教授

最近，四川大学历史系讲师周鼎在人人网上发表了一份“自白书”，激发媒体热议。

周鼎作为从教八年、颇受学生欢迎的教学名师，由于长期不发表CSSCI论文，不申请项目，

一直无法升为副教授。尽管川大为一线教师晋升教学型职称开设了绿色通道，由于周鼎的

工作量和工作年限都不够，亦未能如愿升等。于是，压抑已久的周鼎老师不吐不快，痛陈

高校教学、科研、职称评审的各种弊病。

“自白书”出炉后，媒体多为周鼎老师鸣不平。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如教育研究专

家熊丙奇先生认为，国内高校的职称评定体系并不算严苛，如果周鼎在国外，更评不上教

授副教授。那么，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怎样评定职称？如果周鼎生活在民国，能否成功升等

副教授？就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过去的大学教师资格评定问题。

北洋时期的混乱与无序

中国现代大学体制源于西方，初建时规章制度都不规范。1912年，政府颁布《大学

令》，规定大学教员分为教授、助教授、讲师三级，但未规定晋升的标准。1917年，教育

部公布《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令》，规定大学教师晋级参照五个标准：一、教授

成绩；二、每年授课时间的多寡；三、所教授学科的性质；四、著作及发明；五、社会声

望。从这个标准来看，前三个标准都与教学有关，第四个标准才是著作，说明当时最重视

的是传道授业解惑。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参考性标准，具体的决定权在各校校长，校方聘

任或晋升某教师后，呈报教育部知晓即可。

颇有意思的是，在当时，“社会声望”也能成为一种晋级的标准。而且，从事实上

看，当时知识精英稀少，“社会声望”常常成为大学聘任教员的重要标准。比如五四时期

的吴虞，虽然游学日本，但仅在成都担任过中学教师。因为他投稿《新青年》，发表了几

篇激烈的反孔文章，被胡适誉为“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遂被北京大学破格聘

为教授。再比如陈寅恪，游学海外多年，既无学位，又无论文，由于吴宓和梁启超的大力

引荐，年仅36岁即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导师之一。

当然，如果真正在西洋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几乎等于获得了金饭碗，必定会成为

各校争相礼聘的对象，甚至未毕业即被许以教授资格。比如，1923年，冯友兰获哥伦比亚

大学博士学位，未回国即被河南中州大学聘为文科主任。

此外，当时各大学都设有国学系，国文、史学教师多出身于私塾，并未受过大学教

育。按教育部规定，只要对学术确实有精深研究，也可充当文史科目的副教授、教授。此

规定一直延续到30年代末。不过，由于社会普遍的崇洋心理，国学教授普遍不受重视。

比如圣约翰大学国文教员蔡观明，本是带领学生脱离圣约翰的功臣，然而师生另立光华大

学后，当局更重视具有留洋经历的教授，歧视国文教员。一年后，他便辞职回乡了。

在职称评定中，还有一种情况需要说明。北洋教育部原则上禁止大学教师在校外兼

课。不过，由于知识精英奇缺，无法真正禁止一人兼任数职。北洋政府遂规定，在必要时，

大学可以聘请兼任教员，但工作仅以在学校授课为限，薪水按上课钟头发放，职称为“讲

师”。因此，1927年前后，受上海光华大学聘请，教授中国哲学史的胡适，在《光华年刊》

上的职称仅标明为“讲师”，以示其兼课身份。若不明就里者，以为光华大学仅给胡适“讲

师”资格，实在是大材小用啦！

国民政府时期的调整与规范

国民党执政后，马上改变了北洋时期混乱无序的现状。1927年6月，政府颁布《大

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分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四等。其中明确规定，讲

师需符合以下三个标准之一：“国内外大学毕业，硕士学位，有相当成绩；助教满一年以

上，有特别成绩；对国学有研究贡献。”副教授应具备以下资格之一：“在国外大学研究

院研究若干年，有博士学位，有相当成绩；讲师任满一年以上，有特别成绩；对国学有特

殊贡献。”教授则应符合：“副教授任满2年以上，有特别成绩。”

有趣的是，这个政策虽然有硕士、博士的学位门槛，但对科研也没有严格规定，只

是笼统说“有成绩”，不像现在，会量化为发表多少SSCI、CSSCI，拿多少省部级项目。

所以，从理论上讲，只要一个教师有洋学位，在国内担任一年讲师，就可升为副教授；再

担任两年副教授，便可以成为教授。而且，从规定上看，各校仍有较大的自主权。教员职

称审查、评定主要由学校的学术委员会来评议，只是需要有一名中央教育行政机关的代表

列席。评定审查合格后报部备案，由教育部发给证书。

不过，还是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存在，便是大学教师常面临着失业的危险。当时大学

采取聘任制，教学口碑不好，学术水平差，或学校当局不喜者，常常会被高校解聘。这一

点便不如今日高校教师有铁饭碗（其实也在逐渐实行聘任制）。当然，那时很多所谓著名

教授，实际都类似现在的媒体人，在公共舆论界享有盛誉。他们对学术不感兴趣，主要关

注点在政治，所以也不怕被解聘。比如罗隆基曾担任上海多所大学的教授、系主任，因批

判党国受压迫而辞职，去天津当了《益世报》主笔，出门配汽车，生活比大学教授滋润多

了。

抗战爆发后，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对大学教员采取严厉的资格审查。1940年8月，

国民政府颁布规程，首先取消了“国学有特殊成绩者”可以担任大学教职的豁免权，其次

增加了任教年限，明确了“科研”标准。比如，讲师要成为副教授，必须符合以下三点之

一：“有国内外大学博士学位或同等学历且成绩优良，有价值之著作；任讲师三年以上，

有专门著作；有国内外大学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历，从事研究职业四年以上，在学术上有相

当贡献。”至于升教授，更要求在副教授标准的基础上任职三年以上，“有重要著作”。

更重要的是，教员职称最终评审的资格完全收归教育部。学校需要将教员的履历表、

毕业证和学位证、著作、服务证明等上交教育部，由教育部的学术委员会审核。比如储安

平所在的国立师范学院，1941年将储安平以教授的资格上报教育部申请，不久批文发回，

仅同意给副教授资格。储安平没有真正的硕士学位，仅在伦敦大学游学一年，由于曾在国

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央政治学校等处任教过三四年，勉强符合硕士同等学历加研究经历四

年的标准。不过，由于该校地处偏僻的湘西山沟，一般学者不愿前来任教，储安平虽然是

副教授，学校仍给予其教授的薪水。

资格评定背后的薪金差异

我们看到，尽管抗战时期教育部严格规定了职称评定，在科研方面仍仅规定“有学

术著作”，而无发表论文的要求。当时虽然有不少高水平的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但大体属

于同人杂志，主要目的是对外展示研究成果，地位绝不像今天的SSCI、CSSCI这般“神圣”。

而且，发表在报纸上的也可算作论文。比如《大公报》主办有各种学术周刊，经常发表篇

幅较长、带注释的论文。

至于著作，似乎更容易搞。因为出版自由，私人也可以办出版社，发行学术著作。

比如，储安平被降为副教授后，写了一本《英国与印度》，主要讲印度被英国殖民的历史，

在桂林“科学书店”出版。1943年又以“国立师范学院”的名义印了一本两万字的小册子。

1944年，他的三年副教授期满，加上这两本所谓学术著作，成功变成正教授。战后则成为

国立复旦大学的教授。

当然，像储安平这种资格勉强，学术方面用功有限的学者，虽然可以成为教授，却

无法成为更高一级的教授——部聘教授。部聘教授或可类比为当代的长江学者，由教育部

聘任，任期五年，名额三十人。资格是在国立大学任教十年以上、声誉卓著、本领域有重

要学术著作。部聘教授的审查非常严格，需要各校先提出名单，教育部组织学术审议委员

会表决。查浙大校长竺可桢的日记可知，评定第一届部聘教授时，由于学术委员会争论不

下，最后决定将名单发给各校从教十年以上的教授普选。从评选结果来看，包括杨树达、

吴宓、陈寅恪、汤用彤、茅以升、曾昭抡等，说明此种选拔尚属公平公正。第一批部聘教

授到期后，教育部决定全体延续五年聘期。

不过，部聘教授的荣誉大于实质，在待遇上与普通教授相比，并不算太悬殊。真正

悬殊的是一般教授与讲师、助教之间的薪水差别。仍以抗战时期的国立师范学院为例，教

授廖世承薪水最高，每月可以拿到550元，一般助教吴忠匡月薪只有110元，两者相差5

倍，中间近20个等级。而助教吴忠匡的薪水又是最低级的书记员22元月薪的5倍。如果

说一个书记员的薪水就可以养活三口之家，比他薪水多20余倍的教授简直可以算学校的

富豪了！那么，当时的助教、讲师对升等副教授、教授的迫切程度，当不在今天之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