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4日发(作者：lightning)

苏联的核政策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演变

岳汉景

(安徽财经大学 政治学院，安徽 蚌埠 233000)

摘 要: 苏联对核武器的作用、核战争是否是政治的继续等问题的认识，经历了辩证发展的过程。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了苏联核政策的制定。苏联的核政策与美国的核政策具有很大的关联性，表现出几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苏联最初坚持美国应率先进行核裁军。美国的核垄断被打破后，苏联在努力发展核武器的同时，开始与美国合作致力于限制他国发展核武器；随着对美核均势的形成，在限制他国发展核武器的同时，苏联开始实施与美国进行相互限制的核政策；冷战末期，由于自身实力的衰落，苏联努力争取与美国共同削减核 武器。苏联核政策的主要结果，是使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随着苏联核政策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历史表明，反对霸权主义，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这一新安全观为指导处理与他国关系，才是各国防核扩散的理想途径。

关键词: 苏联；核政策；核武器；美国；核不扩散机制

中图分类号: E51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8 －0961(2010)

03-0009-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CGJ003)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基金项目(06JJDGJW009)

作者简介: 岳汉景(1971- ) ，男，安徽蒙城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研究。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苏联，二战以后，因反德国法西斯入侵的胜利而实力大增，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成为美国实施世界霸权政策的首要反对者。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对立阵营展开了全面对抗，其中包括军事方面的对抗。而核武器被称为“绝对武器”，它是国家军事力量的重要标志之一。美苏两国对核武器的发展都给予了高度重视，核政策成为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内容。随着国际形势和苏联核力量的发展变化，苏联对待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建设的态度也不断变化，对其发展演变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一、打破美国的核垄断时期(1945年—20世纪50年代中期)

苏联的核武器研制计划正式开始于1943年，由物理学家伊戈尔·库尔恰托夫领导[1]37-42。苏联之所以发起这项计划，是因为其情报部门获悉美国在加速实施曼哈顿计划，以及英德研制核武器的传闻，同时也因为这一年苏联已度过了卫国战争初期那最惨烈的时段。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放了原子弹以后，苏联大大加速了核武器研制计划，成立了直属国防委员会的原子弹研制委员会，由贝利亚全权指挥。苏联认为，美国的核垄断状态打破了均势，会部分地抵消苏联因卫国战争的胜利而在国际政治中产生的积极影响。

从1945年到1949年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苏联核政策的核心是极力打破美国的核垄断。苏联在竭力研制核武器的同时，也在外交上与美国的核垄断政策展开斗争。1945年12月27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外长会议，会上美英提议建立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负责考虑因原子能被发现而引发的问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2]34。苏联同意了该提议，但明确要求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工作必须接受安理会的指导，美英接受了苏联提出的这一条件[3]。1946年1月24日，联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一项决议，主要内容涉及和平利用原子能以及全面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正式成立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4]。从1945年到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认为其工作已没有任何意义的

1948年为止，美国和苏联及其盟友们宣布的目标不是防止核武器的传播，而是和平利用核能的同时彻底消除核武器。但是，在如何消除核武器方面，苏联同美国存在着根本分歧: 美国坚持“管制先于裁军”，苏联则坚持“裁军先于管制”。

1949年 9月，苏联首次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可用于实战的原子弹的国家。美国的核垄断被初步打破。在此背景下，1949年底，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终止了自己 的工作。1951年秋，联合国大会撤销了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而以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取而 代之[2]136。从1945年开始，国际社会为建立一套让所有国家能够根据适当保障监督措施获得核技术的国际制度作了初步努力。但是，由于美苏之间的严重分歧，此种努力在1949年被中止，建立此种国际制度的目标没有实现。

为了保持并扩大美国在核能市场的份额，并试图通过减少苏联的核裂变材料而减缓其制造核武器的速度，1953年12月8日，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郑重发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倡议，主张把核武器国家的裂变材料集中储存起来供世界上所有国家用于和平目的[5]。为此，艾森豪威尔呼吁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原子能机构，致力于有效防止原子能滥用、核武器扩散，并进行原子能的民用研发工作，让原子能技术真正造福于人类。苏联一开始对美国的“和平利用原子能”倡议持怀疑态度，坚持认为应该优先考虑的是苏联提出的迅速而全面地放弃核武器的建议。

在苏联国内，继1949年首次爆炸了实验性原子装置后，正在加紧热核武器的研究，并于1953

年先于美国进行了氢弹试验，使氢弹的实用成为可能。1955年11月，苏联研制成功了可供飞机运载用于实战的氢弹。但是，这一时期苏联只拥有数量有限的核装置，而且在核武器运载工具方面落后于美国，尤其是在当时唯一能有效投送核武器的战略轰炸机方面相对于美国更是处于明显的劣势。显然，苏联当时面临的核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战略空军，因此它对国土防空力量建设极为重视。1948年，苏联组建了国土防空军，使之成为一个独立军种。20 世纪 50年代初期，在国土防空军中，除歼击航空兵和高射炮兵外，又增设了防空雷达兵。

在这一时期，苏联仍然十分强调常规武装力量的作用，认为未来战争基本上仍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式的战争，即主要是常规战争，但不排除使用核武器的可能。在常规战争中，陆军仍将起最重要的作用，海军和空军只起到支持性的作用。在军事战略上，苏联强调以常规军事力量抵消美国的核威慑和核讹诈，“把核武器只看作是常规武器的进一步发展，从而把核武器的实战运用仅仅作为战术范围的问题来加以考虑”[1]156，把战争的政治性质及人民群众的作用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二、核力量稳定发展时期(20世纪50年代中期—60年代中期)

这一时期是赫鲁晓夫当政之时。与斯大林把未来战争判断为以常规战争为主不同，赫鲁晓夫认为未来战争，即便是由常规战争开始，也会演变为毁灭性的火箭核战争。因此他提出了“世界文明共同毁灭论”，认为核战争的巨大毁灭性使未来战争超越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可以想象，如果一旦发生战争，一旦原子弹和氢弹在城市上空爆炸，将会产生什么情况。难道这些炸弹会知道哪儿是共产党员，哪儿不是共产党员，哪儿是无神论者，哪儿是宗教信徒，哪儿是天主教徒，哪儿是新教徒吗? 不，核爆炸的火焰将毁灭一切生物”[6]。于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各国就只能在恐怖的“和平共处”与热核战争所带来的“共同毁灭”之间做出选择，而理智的人们不会选择“共 同毁灭”，因此，“和平共处”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赫鲁晓夫的论断实际上否定了核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 赫鲁晓夫恐怖和平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强大的核威慑实力，因此苏联把发展火箭核武器置于最优先的地位。1960年1月，苏联成立战略火箭军，1962年它成为独立军种并居于五大军种之首，被视为“国防威力的基础”。在赫鲁晓夫看来，“在现代军事技术发达的条件下，空军和海军已经失去了过去的意义。这些武器不是要削减，而是要被代替。”苏军总兵力由1955年的 576 万人裁减到1958年的 362 万人；长期居于显赫地位的陆军总司令部于1964年被撤销；空军人数由

1960年的 70 万人减至1964年的 51 万人；战机由25 万架减至1 万余架；海军停止制造大型军舰，375 艘军舰被停用[7]。

20 世纪 50年代中期，苏联虽然已经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但其核武器数量有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苏联缺乏有效的核武器投送工具，对美国本土构不成威胁，因此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国角力缺乏足够的武力后盾，想在国际上与美国平起平坐仍须加倍努力。针对当时的现实情况，苏联核武器发展战略除了注重核武器数量的增长外更重视核武器运载工具的研发，把发展洲际弹道导弹 作为重点，以解决核弹头与运载工具的结合问题，力求对美国本土形成战略报复能力。可以说，苏联的努力效果显著。1957年 8月29日，苏联第一代洲际导弹 SS—6 洲际导弹首次发射成功。同

年10月，苏联使用这种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这标志着苏联在解决核弹头远程运载工具方面取得重大突破，震动了美国也震动了世界。1961年苏联首次成功发射载人宇宙飞船。50年代中期，苏联还开始研制潜射弹道导弹和建造弹道导弹核潜艇。在发展进攻性核武器的同时，苏联还十分重视战略防御系统建设，除拥有大量截击机外，苏联积极发展地空导弹。世界上第一个具有实战能力的反导系统———苏联的“橡皮套鞋”反导系统，从1964年开始在莫斯科周围部署。20 世纪 60年代初期，苏联初步建成了一支以陆基洲际导弹核武器为主体的、以有限的空基和海基战略核武器为辅的、具有实战能力的“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由于海基核武器的高度隐蔽性、灵活机动性、较强的生存能力，苏联此时不但能够对美国本土构成核威胁而且还可以在遭受第一次核打击后，对美国实施核报复。根据力量现实，苏联 60年代开始执行“火箭核战略”，认为核战争是战争的最终发展形式，战争中苏联将集中力量对敌方的经济中心进行核报复性打击。赫鲁晓夫于1960年1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作了题为《为了持久和平与友谊进行裁军》的报告，宣称: “苏联拥有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以及运载这些武器的火箭。如果遭到攻击，苏联将要把进攻我们的一个或几个国家从地球上消灭。如果西方发动战争，这将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末日。”[8]

尽管赫鲁晓夫曾夸张地比喻苏联制造导弹的能力就像制造“香肠一样，不断地从机器中生产出来”[9]，但同美国相比苏联这个时期的战略核力量是有限的，美国依然拥有明显的核优势(详见表1) 。

表1 1963年苏联与美国核力量对比[10]

洲际弹道导弹

潜射弹道导弹

中程弹道导弹

战略轰炸机

苏联

44

97

60

155

美国

229

144

105

1 300

至此，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不得不蒙受耻辱，向美国做了让步。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军事战略的基本方针是:要么都别动手，要么就打核大战。赫鲁晓夫出于政策需要，一方面提出核战争意味着文明世界的末日，因而不仅是不能接受的，而且简直不堪设想，从而认为核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由此过分夸大了核武器的作用，贬低常规武器和常规部队的作用，它不仅使苏联核战略丧失了应有的灵活性，而且还使苏联军事理论陷入唯核武器论，严重阻碍了苏联核战略理论的发展。赫鲁晓夫关于核战争的观点与马列主义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的观点以及关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存在着一定的偏差。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在这一时期对待美国建立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倡议的态度变得积极起来。

众所周知，国家核能力的发展使其有能力将核技术和核材料转用于制造核武器。因此，防止此类转用的问题，即核管制或核安全保障问题成为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讨论的中心议题。如上文所述，美国处于核垄断地位时，为了维护这一地位坚持“管制先于裁军”；苏联为了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力主“裁军先于管制”。由于美苏的这种垄断与反垄断的矛盾，始于1945年的旨在建立一套让所有国家能够根据适当保障监督措施获得核技术的国际制度的初步努力，最终于1949年搁浅。然而到了1953年，除美国外，苏联和英国都已拥有了核武器，美苏之间的垄断与反垄断的矛盾基本消失了。而这时，两国都既想在各自阵营内保持一定程度的核垄断地位，又想以核技术为诱饵拉拢第三世界国家。这就使得两国在建立一套既推广核技术又对其进行保障监督的国际机制方面达成一致成为可能。而且，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领导人认为，由于美国的核垄断被打破，资本主义国家已无法通过战争形式消灭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因而出现了和平共处的可能。因此，苏联开始改变斯大林时期的对西方的强硬外交政策，转而执行与西方缓和紧张关系的政策。这也为苏联转而支持艾森豪威尔提出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计划提供了政策大背景。

由于苏联最初对美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倡议态度消极，美国于1954年 5月1日告知苏联，不管苏联是否参加，美国都将继续努力创建一个致力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际机构。同年 9

月，美国向联合国大会通报了其创建原子能机构和召开一个讨论原子能和平用途的国际科学大会的计划。该计划很快在联合国大会通过。1954

年10月，英国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第一个关于新机构规约的草案文本，美国迅速以自己的修改草案作了回应。1955年初，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比利时以及后来参加的葡萄牙的专家聚集华盛顿，以美英的草案为基础展开讨论。八国的目的是就规约文本达成一致，继续努力建立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 ，然后邀请其他国家加入。八国的讨论结果奠定了1957年国际原子能机构最终规约文本的基础。1955年 8月8

日至 20日，联合国组织召开了主要由各国科学家参加的“第一次日内瓦会议”，讨论原子能的和平用途问题。

1955年 7月18日，苏联一改初衷决定参加八国的讨论，并派出自己的科学家出席了日内瓦科学大会。日内瓦会议后不久，来自美国、苏联、英国、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的专家聚集在一起，讨论在制定安全保障体系时可能出现的技术性问题。这是自核武器诞生以来首次严肃地讨论核管制问题。1955年秋季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同意苏联的提议，将八国集团扩大为十二国，新增苏联、 捷克斯洛伐克、巴西、印度，同意把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草案的修改版散发给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及其特别机构，并于1956年底在联合国总部召开会议复审并最后批准该规约[11]34。1957年 7月29

日，包括新加入的国家在内的 26 个国家批准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该规约正式生效。同年10

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召开首次全体会议，宣布该机构正式成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拉拢中国，把中国的外交政策纳入苏联的外交战略轨道，苏联对中国的基础核工业发展给予过一定帮助。但由于5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的帮助也随之终止了。非但帮助终止了，而且由于赫鲁晓夫执行“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三和路线”，企图美苏合作主宰世界，苏联与美国在维护它们的相对核垄断地位方面共同利益增大，开始联手美国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了。50年代，世界人民要求销毁核武器、反对世界战争的呼声很高，掀起了世界和平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为了获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从1954年到1956年苏联四次提出禁止核试验的建议[1]91。1958年，苏联同美国和英国开始了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在谈判期间三国宣布在1958年到

1961年这段时间内暂停核试验。但是苏联与英美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没有达成一致，贯穿谈判过程的一个主要难题是如何进行核查与控制[12]。在此情况下，三国于1963年 7月25日和 8月5日分别草签和正式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与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13]，又称《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约国不进行条约禁止的核试验，并且不纵容其他国家进行核试验。该条约把停止核试验与全面禁止核武器完全分开，把禁止当时只有美苏特别是美国有能力进行的地下核试验排除在外，因而就特别有利于美苏维护其相对核垄断地位。条约于同年

10月10日生效。此后，约有一百个国家加入该条约。该条约的签署表明苏联已经开始同美国合作，共同阻止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维护其相对核垄断地位。

三、快速实现对美核均势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70年代初期)

勃列日涅夫在其执政初期，基于苏联经济、军事力量与美国存在一定差距和稳固自身权力考虑，基本上延续了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对待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勃列日涅夫采取“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力图创造一个有利于苏联自身调整的和平稳定环境；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勃列日涅夫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老子党”思想，继续加强对兄弟党和国家的控制，并提出了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概括起来说，苏联这一时期采取的是有限争霸政策，推行“和平共处”下的有限扩张战略。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充分暴露了苏联在战略核力量上的相对劣势。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以“缓和”为幌子加紧扩充军备，使苏联进入了大规模生产和部署核武器时期。

苏联大力加强军事力量的努力收效显著，到70年代初终于实现了与美国在战略核力量上的基本均势，美苏核恐怖均衡形成，“相互确保摧毁”成为现实。在这段时间里，苏联的战略核武器数量迅速增加: 洲际导弹1962年为 75 枚，到

1972年增加到1 530 枚；战略核潜艇发射的潜射导弹1965年为120 枚，到1972年增加到 560 枚;战略核弹头1965年为 500 枚，到 70年代初期猛增到 2 300

多枚。在核武器质量上，苏联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在防御性战略武器方面，苏联在莫斯科周围部署的“橡皮套鞋”反导系统，到1969

年止，部署了四个防御体，第二次打击能力大大增强[1]168-169。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逐步改变了赫鲁晓夫时期把火箭核战争作为唯一作战样式，而把局部战争和常规战争仅仅看做是一种暂时的、过渡的作战样式的观点，确立了战争的样式既可能是核战争，也可能是常规战争，既可能是世界大战，又可能是局部战争的思想，并由此在军备发展上改变了过去只竭力发展火箭核武器而贬低常规军备的做法，开始强调常规武装力量和核力量的同等重要性。1967年，苏军恢复了被赫鲁晓夫撤销的陆军总司令部，陆军开始增加坦克兵、炮兵和其他专业兵的比重，空军侧重加强对地攻击能力，防空军建成了远、中、近程配套的多层次防空体系，海军向大型化、导弹化与核动力化方向发展[14]。同时，苏联还进一步将“火箭核战略”调整为“核战争制胜战略”，并据此从政治上对西方以及国内关于核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进行了抨击。 由于美苏核力量趋于均势，苏联为维护其相对核垄断地位而逐渐加大了与美国合作限制他国发展核武器的努力。这突出表现在苏联与美国协作促使1967年的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核不扩散条约》(苏美于1968年 7月1日《核不扩散条约》开始签字的当日签署了该条约) 。《核不扩散条约》的核心是不扩散(不传播、不生产) 、核裁军、和平利用核能[15]，其重要功能在于加强国际核安全保障，在和平利用核能的同时限制核武器国家的数量。因此，它的产生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定程度上它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新形势下担负核安全保障的任务日显不力的情况下产生的。

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规定，该机构承担着促进和管制核技术的双重责任，其核心功能是作为核材料的接收者、分配者、经纪人和安全保障者。然而，在该机构成立后的早期并没有发挥出这些功能，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把通过双边协议直接向伙伴国提供核援助作为首选，并对交易实施美国自己的安全保障，这样就绕开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美国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核材料落入苏联及其盟国之手。而苏联最初也反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实施过于严苛的安全保障，因为同美国一样苏联也试图以和平利用核能为借口发展自身的核武技术并以核技术为诱饵加强对友好国家的影响，同时也是为了取悦一些把保障监督看做新殖民主义的表现的发展中国家。另外，几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时诞生的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机构，以及其他地区性组织如经互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形成了架空态势。

60年代初，由于核武器国家的增多，以及更多的国家看好核能甚至准备发展核武器，美苏对现行核不扩散机制下的核扩散状况作了悲观的预期。为了加强核安全保障，阻止更多的国家拥有核武器，扩大原子能机构的核安全保障范围，使该 机构充分发挥安全保障的效能势在必行。为了更好地履行其安全保障的职能，1961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建立了第一个范本文件编号为 INFCIRC/26的保障监督体系。由于古巴导弹事件后美苏关系有所缓和，中苏关系业已破裂，苏联担心联邦德国发展核武器等原因，1963年苏联一改常态转而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体系，并且还与美英共同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非但如此，1964年1月苏联与美国各自向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十八国裁军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议程。苏联的议程与美国的有四个相同的主题，其中之一就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65年，苏联与美国在日内瓦都推出了关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草案，但是它们的草案内容大相径庭。苏联坚决反对美国在条约草案中试图让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独立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之外。后来，美苏都做了让步，双方同意所有无核武器国家都应该承担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义务，但是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有权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共同缔结相关协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赋予国际原子能机构以核实条约的无核缔约国信守承诺，不把核材料转用于制造核武器的职责。60年代，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通常是按已签署了双边协议的当事双方要求，完成双边协议中规定的安全保障内容。1970年以后，由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已正式生效，最为普遍的核安全保障形式是: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缔约国一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缔结一项安全保障协议，接受其保障监督。

四、追求对美核优势时期(20 世纪 70年代初—80年代初)

《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主要是限制无核武器国家发展核武器，在苏联取得对美核均势、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中美关系改善的背景下，为了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规定的有核国家进行核裁军的义务，响应世界上要求核裁军的呼声，苏联开始与美国在缓和表象下进行在核武器上相互限制的谈判并取得一些成果。在限制美苏战略核武器数量方面的成果有:1972年 5月26日在莫斯科签署的《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和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即《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在减少美苏发生核战争危险方面的成果有:1971年美苏签署的《美苏关于减少爆发核战争危险的措施的协议》和1973年签署的《美苏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协定》；在限制双方核试验方面的成果有:1974年 6

月27日到 7月3日美国总统访苏期间两国签署的《美苏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又称《限当量条约》；在为美苏某一领域的核军备竞赛制定规则方面的成果有:1971年美、苏、英三国签署的《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

70年代初，苏联与美国在军控方面一系列条约、协议的签署，使美苏之间的核均势与“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状态用条约形式固定了下来，因为这些条约、协议的共同点是削弱双方的战略防御力量，阻止双方的第一次核打击力量过快增长，确保双方第二次核打击力量的有效性。这样，“战略稳定”的态势形成了。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军事实力的膨胀以及国际形势有利于苏联的发展，到 70年代中期，苏联的有限扩张战略开始转向“进攻性战略”。1975年10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称: “经济力量和防御力量的加强使苏联胜利地在国际舞台上展开积极的‘攻势’”，“在制定对外政策的时候，也许地球上没有哪一个角落的情况是不以某种方式加以考虑的”[16]。与“积极进攻”战略相适应，苏联在对美达到核均势并与美国以条约形式把这种均势固定下来以后，开始努力追求对美核优势。“苏联人认为只有一方对另一方拥有明显的优势的状态才 是真正安全的状态。欲使他们感到安全、欲使平衡保持稳定，不平衡必须有利于苏联方面。”[17]《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都主要规定的是苏美战略核武器增长的最高限额，这些限额往往高于苏联包括美国所实际拥有的战略核武器数量，而且条约对美苏提高战略核武器的质量留下很大余地。而此时苏联在战略导弹的数量和总当量上已经超过美国，所以在维持数量和当量优势的同时，提高质量成为苏联发展核武器的方针。导弹的机动化和多弹头化成为苏联核武器发展的方向，苏联着重从提高分导能力、生存能力、突防能力、命中精度，缩 短发射时间等方面入手，力求缩小与美国的质量差距。苏联从 70年代初开始大力发展分导式多弹头导弹，1975年开始对 SS-17、SS-18 和 SS-

19 等型分导式多弹头导弹进行实战部署。虽然苏联在洲际导弹质量，主要是命中精度和分导技术上仍落后于美国，但在数量、投掷重量和弹头当量上已占优势。苏联从1978年开始部署 D 级核潜艇。1982年又部署了台风级巨型核潜艇，该潜艇水下排水量为 2. 5 万吨，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型潜艇，每艘装备 20 枚射程为 8 300 公里的 SS-N－20 型潜射导弹，每枚导弹携带12 颗威力为 20吨当量的分导式多弹头。70年代末，苏联试制成功一种被北约称为“海盗旗”的新型战略轰炸机，该机在高空的时速超过 2 马赫，续航能力在 7 000公里以上。1977

起，苏联还以每周一枚的速度在东欧大量部署 SS- 20 型机动中程导弹[1]84-85。苏联在太空武器和第三代核武器的研制上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到20 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核弹头总数已经增加到 7 000 枚。”[18]82

在这一时期，由于依然致力于限制他国发展核武器，苏联在核不扩散机制中的核出口管制领域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已经生效后的1971年 3月，核材料及设备供应国或潜在供应国聚在一起讨论并阐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出口管制方面条款的具体含义和要求。这次会议是“桑戈委员会”的起源。瑞士教授克劳德·桑戈是首任会议主席，委员会因之得此名[19]。该委员会又称“核出口国委员会”。1972年，委员会就基本谅解达成了一致。但是由于苏联方面的耽搁，委员会等了两年以后才以两份单独的备忘录的形式把谅解公诸于世。备忘录所注日期为1974年 8月14日[20]。这表明，作为核超级大国的苏联，对桑戈委员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苏联还积极参与了另一个 由于下列事实的存在而建立起来的核出口管制机制: 印度1974年 5月的核试验、欧佩克抬高油价致使各国对核电的兴趣增强、法国和德国正努力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售浓缩和后处理设备[21]。上述情况的发生引起了美英和苏联等一些核出口国的担心。苏联同加拿大、法国、联邦德国、日本、英国、美国等七个主要核出口国从1975年起在伦敦召开了多次会议，讨论加强核出口管制问题，并于

1976年制定了比桑戈委员会更为严格的核出口管制措施。它们被外界称为“伦敦俱乐部”或“核供应国集团”。桑戈委员会和核供应国集团都是 非正式组织，它们所做的在核出口管制方面的决定对成员国没有法律约束力，只是对各国制定核出口政策起指导作用。

五、力求维持对美核均势时期(20 世纪 80年代初期—1991年)

1981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决心重振美国国威，加大与苏联进行军备竞赛的力度，力争取得战略优势。由于当时美苏核力量均衡、核武库巨大，核武器的杀伤力、命中精度、机动能力和隐蔽性等方面都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因此单纯改进海陆空“三位一体”战略核武器的质量或增加数量都难以获得比较稳定的战略优势。建立在这种高水平上的核僵持，使美苏双方在冲突中只能在核 报复或投降之间选择。在这种情势下，要取得战略优势只有加强战略防御力量。1983年 3月23

日，里根提出被媒体称做“星球大战计划”的“战略防御计划”。而苏联自 20 世纪 70年代后半期以来，特别是入侵阿富汗后，对外扩张和军备竞赛的包袱越来越重。20 世纪 80年代初，美苏力量对比出现不利于苏联的态势。早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末期，苏联就表现出转攻为守的政策倾向，提出了军事缓和的倡议。1982年 3月，苏联宣布单方面停止在欧洲部署 SS-20 型导弹。由于二战中惨遭德国的突然袭击、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质量上的缺陷以及美国从未正式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等原因，苏联一直没有对外正式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在1982年 6月15日第二届联合国裁军特别会议上，苏联做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22]。苏联同时建议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签署“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协定，但遭到拒绝，因为西方国家认为在苏联的常规武装力量占有较大优势的情况下，签署这样的协议是用另一种方式保证了苏联的优势。

1985年，与里根第二任期的开始几乎同步，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面对日益恶化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戈尔巴乔夫逐渐形成了以“新思维”为理论基础的对整个国家进行全面改革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内涵集中于两大方面:

在对内政策上，批评传统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提出要将苏联建设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对外政策上提出以“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为核心的外交政策新思维。以此为基础，在对待战争问题特别是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否定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主流观点，而认为战争不再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即暴力手段的继续，核大战中不可能有胜利者，防止战争是苏联军事战略的首要任务[23]。戈尔巴乔夫要求保持一支执行防御任务的“合理足够”的军队，谋求与美国保持低水平均势。戈尔巴乔夫认为真正的安全是同等安全，它不是由高水平的战略平衡来保证，而是由排除核武器和其他种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最低水平的战略平衡来保证的。

在戈尔巴乔夫“合理足够”思想的指导下，苏联在核军控与核裁军政策方面改变了以往的僵硬立场，为与美国达成妥协做出较大让步。苏联核裁军的积极态度直接导致1987年12月美苏两国签署《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即《中导条约》。1990年，苏联同美国签署了《美苏关于不扩散的联合声明》，表达了苏联对其曾批评过的《导弹技术控制机制》的支持，并号召他国 把握该机制的核心精神，遵守该机制的指导原则[24]。1991年 7月31日，美苏正式签署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该条约对美苏战略核武器的发展给予了某些限制，并首次对战略武器的数量削减做了规定。 苏联一方面与美国进行裁军谈判削减多余和过时的核武器，实现两国低水平核均势，从而减轻核竞赛造成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在里根政府军备竞赛的压力下，为了维护其超级大国地位，没有放慢改善其核武库质量的步伐。为保住自己与美国战略核力量的大体均势，苏联也极力推进战略攻击核力量和战略防御系统的现代化，开始进入 建立攻防兼备型核力量时期。在战略核力量方面，苏联继续改进第四代洲际弹道导弹，并部署了SS- 24 和 SS- 25 型第五代洲际导弹，研发了“台风”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图-160 战略轰炸机(北约称“海盗旗”) 和远程巡航导弹。在战略防御领域，继1983年美国出台“战略防御计划”后，苏联制定了相应的军事反制计划，并为之专门拨款 40亿卢布。苏联改进了“橡皮套鞋”反洲际弹道导弹系统，使其具备了基本的初始作战能力，并于

1985年10月成立宇宙技术总局，主管研制和利用宇宙技术设备工作[18]84。

1986年 4月26日，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重大事故。该事故不但在苏联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而且也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安全工作提出新的任务和挑战。该事故使一些国家的核电站建设放慢了速度或干脆终止，甚至促使一些国家拆除了已有的核电站。事故发生后苏联积极与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处理事故后果，调查事故原因。1986年 8月，来自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核权威人士召开专家会议，调查事故的原因、事故产生的过程，并讨论为加强其他核电站的安全而应采取的措施。此次会议表明苏联 权威人士态度的重大转变，他们自由坦诚地讨论反应堆设计和操作程序上的缺陷，以及苏联在核安全理念上存在的严重不足。这次会议对苏联政府所提倡的“公开性”是一个突破[11]108，200。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国际社会制定了《核事故及早通报公约》和《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下援助公约》，并分别于1986年10月27日和1987年2月26日正式生效。在1988—1989年间，世界上的核电站管理者们成立了一个协会，旨在通过加强它们之间的信息联系和交流促进核电站的安全运行。该协会的名称为《世界核工作者协会》， 其总部设在伦敦，首次会议于1989年 5月在莫斯科召开。

六、结语

从苏联的核政策和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发展历程来看，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而且在这种相关性中，苏联的核政策起主导作用。之所以起主导作用，是因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演变决定于两组矛盾: 美苏矛盾以及美苏同其他国家的矛盾。而在这两组矛盾中，苏联或者独立作为矛盾的一方，或者作为矛盾一方的两个要素之一。总之，苏联的核政策反映了这两组矛盾的矛盾状况，因而主导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发展。冷战时期，国际机制特别是国际安全机制是现实主义 权力政治背景下美苏之间角逐的产物。正如美国学者指出的: “不管在联合国组织的框架内谈判出什么样的国际协议，实质上都将是美苏之间达成的，因有其他国家参与而得以加强的协议。”[25]

那么上述两组矛盾是何以产生的呢? 上文的分析表明，是美苏的对抗。一方面是美国霸权主义的结果。美国为了建立世界霸权首先制造并使用了核武器，为了巩固其霸权地位，美国非但没有彻底销毁核武器而且还设法维护其核垄断地位。另一方面，苏联为了消弭来自美国的安全威胁很快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而这又让美国感到不安全。这样“安全困境”产生了，美苏开始了愈演愈烈的核军备竞赛。美苏的霸权主义又使其他国家感到不安全，产生了连锁反应: 美苏霸权主义下的核军备竞赛→中法发展了核武器→印度甚至联邦德国试图发展核武器→巴基斯坦试图发展核武器。同时，不少中小国家反对核武的声浪高涨。

冷战结束后，美苏矛盾消失了，但是美国霸权主义却更加大行其道。为追求绝对安全，美国一意孤行地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与此相应，公开宣称紧急情况下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这加剧了国际核扩散的态势。因此，冷战结束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面临严峻挑战，世界依然不太平。有鉴于此，各国应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严格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与他国的关系，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为指导，努力摆脱安全困境，为建立“和谐世界”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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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连庆]

《西伯利亚研究》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