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7日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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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共情问卷的修订及信效度检验

作者：颜志强 刘月 裴萌 苏彦捷

来源：《心理技术与应用》2019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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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解决目前国内缺少探讨儿童共情发展的工具这一问题，研究者翻译了儿童共情问

卷（Empathy Questionnaire），并先后对多个样本进行施测。样本1和样本2的信度分析结果

显示该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和跨时间稳定性，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儿童共情问

卷是三因素结构，包括情绪感染、情感关注和亲社会行为，该结构具有性别测量等值性。样本

3的效度检验显示儿童共情问卷的结果与共情故事任务的结果高度相关。综上所述，儿童共情

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作为测量儿童共情水平的一般工具。

关键词;儿童;共情;问卷;信效度;测量等值性

分类号;B8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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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6842/2095-5588.2019.09.001

1;引言

共情（Empathy）是理解和分享他人感受并对他人的处境做出适当反应的能力（黄翯青，

苏彦捷， 2010; 刘聪慧， 王永梅， 俞国良， 王拥军， 2009; Decety， Bartal， Uzefovsky， &

Knafo-Noam， 2016; Hoffman， 2000），对个体的行为与生活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通过分享他

人的情绪，个体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感受，做出更适当的行为反应。

由于共情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研究者的出发点不同，对共情的认识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颜

志强， 苏金龙， 苏彦捷， 2018; 颜志强， 苏彦捷， 2017）。有的研究者把共情看成一种情感

现象，认为共情是对其他个体情感的一种瞬时体验（Mehrabian & Epstein， 1972）;有的研究者

把共情看成是一种认知结构，认为共情是对其他个体体验的一种认知上的理解（Ickes，

1997）。但目前更多的研究者认为共情是不同成分互相作用的结果，共情既包含着自下而上的

情绪分享过程，也包含着自上而下的认知调节过程（黄翯青， 苏彦捷， 2010; 刘富丽， 苏彦

捷， 2017; de Waal & Preston， 2017; Decety & Meyer， 2008）。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另一些研

究者则提出共情和行为反应密切相连，因此应该划分为三个维度（刘聪慧等， 2009; Su， 2017;

Zhang et al.， 2014），即认知共情、情绪共情和行为共情。

共情具有其发展特点，不同维度的共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可能有不同的表现。黄翯青和苏

彦捷（2012）通过总结前人的研究提出了共情的两维度毕生发展理论模型，具体表现为情绪共

情生而有之，随着个体的发展不断减弱，认知共情后天发展成熟，随着个体的发展不断成熟，

即共情的整体发展趋势可能呈倒U型的发展曲线（颜志强， 2019）。相对应的，Decety 和

Svetlova（2012）也提出了共情不同成分的毕生发展观点，他们认为共情包括了情绪唤醒、共

情理解和共情关注三个成分，情绪唤醒是生而有之的，共情理解和共情关注则是随着年龄的增

长而不断发展的。

为了评估个体的共情及其发展，一些研究者尝试开发了相应的测量工具。Davis（1983）

所编制的人际反应指针（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使用得最为广泛（颜志强， 苏彦

捷， 2017），该量表共包括四个维度，即个人悲伤、共情关注、幻想和观点采择，个人悲伤

和共情关注属于情绪共情，幻想和观点采择属于认知共情。但是IRI主要用于测量成人的共情

水平，并不适合其他发展阶段的被试群体。因此，有研究者尝试编制了适应其他发展阶段群体

的测量工具。Bryant（1982）编制了儿童及青少年共情量表（Index of Empathy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ECA）以通过自我报告的方式测量个体的共情水平，但是IECA改编自梅拉比

安情绪共情量表 （Questionnaire of Measure Emotional Empathy， QMEE， Mehrabian &

Epstein， 1972），其主要测量的是个体的情绪共情水平。之后，Dadds等人（2008）编制了

Griffith共情量表（Griffith Empathy Measure， GEM）以父母报告的方式测量幼儿群体的共情

水平，不过GEM主要测量的是个体的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而且已有研究发现，在中国样本

中（Zhang et al.， 2014），GEM可能存在三个维度，即前文中所提及的认知共情、情绪共情

和行为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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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为了更加系统和全面地测量幼儿的共情水平，Rieffe，Ketelaar和Wiefferink

（2010），根据Hoffman（2000）和de Waal等人（2008）的共情理论专门针对幼年儿童编制

出了一份三维度的共情问卷（Empathy Questionnaire， EmQue），包括情绪感染、情感关注和

亲社会行为。Overgaauw，Güro

lu，Rieffe和Crone（2014）在后续的研究探讨中指出，情绪感染反映的是情绪共情，情

感关注反映的是认知共情，而亲社会行为则反映行为层面的亲社会性。EmQue后续也得到了

许多研究者的关注，相继在意大利（Grazzani， Ornaghi， Pepe， Brazzelli， & Rieffe，

2017）和西班牙（Lucas-Molina， Sarmento， Quintanilla， & Giménez-Dasí， 2018）文化下得

到了三维度结果的验证，并且在西班牙文化下，研究者还额外考察了该问卷的纵向测量等值

性。这些研究结果都表明，EmQue适合测量学前期儿童乃至学步儿（Grazzani， Ornaghi，

Agliati， & Brazzelli， 2016）的共情發展水平。

综上所述，为更好地探索并描画中国儿童共情不同维度发展的水平，有必要采用EmQue

这样便捷、有效的测量工具来测量儿童的共情。为了验证EmQue在中国儿童群体中的信效

度，本研究参考Grazzani等人（2017）的方法，首先对该问卷进行中文版的翻译，确保翻译出

的中文条目表达通顺、准确并进行回译（Brislin， 1986），其次为了增强其测量的信度

（Preston & Colman， 2000），将其3点评定替换为了5点李克特评定，最后进行了信效度检

验和跨性别的等值性检验。

2;方法

2.1;被试

儿童共情问卷（EmQue）中条目涉及亲子互动和同伴互动，因此问卷均由儿童的母亲填

写。为了对问卷进行心理测量学分析，研究者收集了多个样本数据，被试均为来自北京市某幼

儿园的学前期儿童。

样本1：包括260名儿童，部分数据存在缺失的被试被剔除，存在条目数据缺失的被试人

数百分比为21%，最后剩余204人。儿童年龄的均值为64.67个月，标准差为9.44个月。其中

男孩为110人，女孩为94人。样本1 的数据用于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和该问卷在男孩和女孩

群体中的测量等值性分析。

样本2：包括46名儿童，儿童年龄的均值为61.67个月，标准差为7.73个月。其中男孩为

20人，女孩为26人。样本2中的儿童为样本1中的儿童在两周之后的再测样本，该样本的数

据用于进行重测信度分析。

样本3：包括45名儿童，儿童年龄的均值为59.74个月，标准差为2.99个月。其中男孩为

22人，女孩为23人。样本3 的数据用于进行效标效度分析。

2.2;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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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共情问卷

共情问卷（EmQue）由Rieffe等人（2010）编制，该问卷专门用于测量年幼儿童的共情发

展水平，由父母进行评定。问卷一共有20个条目，采用3点评分，要求家长根据问卷条目所

描述的情况与儿童真实情况的符合程度进行打分，0表示从不，1表示有时，2表示经常。荷兰

样本（Rieffe et al.， 2010）下的问卷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情绪感染

（α=0.73）、情感关注（α =0.74）和亲社会行为（α=0.80）。在中国样本中正式施测的问卷改

用了5点李克特计分（1表示从不，2表示很少，3表示有时，4表示经常，5表示总是）。

2.2.2;共情故事任务

共情故事任务改编自Strayer（1993）的共情连续性计分系统（The Empathy Continuum

Scoring System）中的故事任务。该任务要求被试观看5个分别描述了儿童处于高兴、生气、

悲伤、害怕和痛苦情境中的视频片段。这些视频片段搜集自互联网，每个视频片段的长度约为

30至60秒。在被试看完每个视频片段之后，依次回答以下四个问题：（1）视频片段中主人

公的情绪类型;（2）主人公情绪的强度;（3）儿童自己体验到的情绪类型;（4）儿童自己体验

到的情绪的强度。主试对回答进行记录并编码，编码分为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两个维度。儿童

对主人公的情绪认知为认知共情，采用0～2计分，将儿童5次回答的得分相加作为儿童认知

共情的总得分，分数范围为0～10分。将儿童自己的情绪体验作为情绪共情，采用0～2计

分，将儿童5次回答的得分相加作为儿童情绪共情的总得分，分数范围为0～10分。

2.3;统计处理

EmQue共有20个初始条目，根据已有研究（王孟成， 2014; Gorsuch， 2003）中所提出的

因素分析应满足的样本量的要求，样本数与条目数的比例应大于1∶10，且样本量不小于

100，才能保证结果的相对可靠。本研究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样本量为204，满足分析要

求。

数据结果录入Excel，验证性因素分析和测量等值性分析均采用Mplus软件（Version

7.4）进行。

3;结果

3.1;信度分析

儿童共情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和重测信度系数均较高（见表1），表明儿童共情问卷具

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和跨时间稳定性。

3.2;验证性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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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性因素分析常被用于检验已有测量工具中的维度结构在其他施测群体或文化下的适用

性，本研究也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儿童共情问卷在中国儿童群体中维度结构及适应性。根

据已有的研究，设定研究模型包括3个因素，每个因素由对应的题目测量，误差或独特因子彼

此無关，采用MLM法（稳健极大似然估计）对模型进行拟合估计，结果见表2。

从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来看，模型的拟合指数达到了推荐的标准（Sharma，

Mukherjee， Kumar， & Dillon， 2005），模型对数据的拟合较好。由于意大利文化和西班牙

文化下的结果发现，13条目的结果要优于20条目，因此研究者进一步对模型间的拟合优度进

行了检验，结果发现，20条目的结果对模型拟合较好。综合这些指标表明，儿童共情问卷20

条目版本的三因素结构对数据的拟合良好，模型图见图1。其中，因素1为情绪共鸣，包括条

目1、4、7、10、13、16、19，因素2为情感关注，包括条目3、 6、 9、 12、 15、 18、 20，

因素3为亲社会行为，包括条目2、5、8、11、14、17。

3.3;性别测量等值性检验

由于已有研究表明共情存在性别差异（苏彦捷， 黄翯青， 2014），因此为了进一步考察

儿童共情问卷是否对男孩和女孩都适用，研究者进行了多组验证性因素分析，以考察其测量等

值性。

参考已有的研究（李奕慧， 胡雯， 廖慧云， 唐宏， 2017），研究者考察了儿童共情问卷

在男孩和女孩群体中的形态等值、弱等值、强等值和严格等值性（见表3）。通过比较模型间

参数指标的变化，可以发现，男生样本和女生样本的模型拟合结果具有形态等值（各条目归属

于相同的因子）、弱等值（因素负荷等同）、强等值（截距等同）和严格等值（残差方差、协

方差等同）性特点。这些结果表明，儿童共情问卷在男女性别间等同，其因素结构在不同性别

之间具有恒等性。

在性别测量等值性的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检验了样本1中的男孩和女孩在儿童共情问卷得

分上的性别差异，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儿童共情问卷的各个维度均不存在显著的性别

差异，见表4。

3.4;效标效度

为了考察儿童共情问卷的有效性，研究者选取了共情故事任务作为效标。儿童共情问卷不

同维度的结果与共情故事任务不同维度的结果进行相关分析（见表5），结果发现儿童共情问

卷的情感关注维度（r =0.38， p=0.012）、亲社会行为維度（r=0.44， p=0.004）得分与共情故

事任务的认知共情得分呈显著的正相关。

4;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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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探讨了儿童共情问卷在中国儿童群体中的因素结构，结果显示

20条目的原量表拟合最佳，这与荷兰样本的研究结果相一致（Rieffe et al.， 2010），无论是重

测信度还是效标效度都显示儿童共情问卷适用于中国儿童群体。

关于共情的发生和发展，有研究者对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Preston和de Waal（2002）构

建了知觉运动模型以统合共情的概念，即共情是源自于演化的自动化的行为反应。之后，该模

型进一步演变成了俄罗斯套娃模型，即以知觉运动模型为内核的共情发展嵌套模型，其外层依

次为共情关注和亲社会行为（de Waal， 2008; de Waal & Preston， 2017）。儿童共情问卷在多

文化国家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的一致性是对套娃模型最好的证明（Grazzani et al.， 2017;

Lucas-Molina et al.， 2018），即儿童的共情分为情绪感染、情感关注和亲社会行为这三个因

素。已有成人研究发现（Zhang et al.， 2014），中国文化背景下个体的共情可能存在三个维

度，即认知共情、情绪共情和行为共情，而非西方传统研究中的两维度。儿童共情问卷在中国

儿童群体中的三因素结构与其相对应，情绪感染即情绪共情，情感关注即认知共情，亲社会行

为即行为共情。此外，测量等值性检验的结果也和已有的元分析结果相一致。颜志强和苏彦捷

（2018）通过元分析考察了不同发展阶段下个体共情的性别差异，结果发现，学前期儿童的共

情不存在性别差异。本研究也确实发现，无论是在男孩样本还是女孩样本中，儿童共情问卷都

能够较好的拟合三因素结构模型，并且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也表明男孩和女孩在儿童共情问

卷的各个维度上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虽然已有研究表明，共情故事任务法这类情境模拟测试在年幼儿童的共情测量中更具有生

态效度（Roth-Hanania， Davidoy， & Zahn-Waxler， 2011; Strayer， 1993），但是其测量所花

费的时间较长，数据处理相对复杂，难以在不同研究间进行直接的比较，由父母报告的儿童共

情问卷则是较好的选择。本研究效标效度部分的结果也显示，由共情故事任务所测得的认知共

情，与儿童共情问卷的情感关注和亲社会行为呈显著的正相关。这与Rieffe等人（2010）所采

用的共情情境模拟任务（Zahn-Waxler， Robinson， & Emde， 1992）的结果是相一致的，即

儿童对他人情绪的关注与儿童共情问卷中的情感关注和亲社会行为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但是

本研究没有发现情绪共情与儿童共情问卷中的情绪感染和亲社会行为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

关系，仅发现了相关趋势。一方面，这可能和研究的样本较小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也体现了已

有研究者所谈到的父母报告的生态效度缺失问题。Lucas-Molina等人（2018）的研究结果就仅

发现了儿童共情问卷中的亲社会行为维度和情绪调节（认知共情）有关系，而Grazzani等人

（2016）的研究也表明父母报告的共情可能受限于样本大小，从而仅表现出了和情绪理解等变

量的相关趋势而非显著性结果。因此，这也提示研究者，儿童的共情研究不能局限于父母报告

这一种形式（田园， 刘富丽， 苏彦捷， 2019），今后需要考虑从多方面收集数据，根据研究

目的和研究内容来决定测量工具（魏祺， 苏彦捷， 2019; 王协顺， 苏彦捷， 2019）。

总的来说，本研究对儿童共情问卷在中国儿童群体中的因素结构及适用性进行了探讨，但

是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受限于研究被试群体，及中国文化下母亲通常是主要照料者，本研究

的儿童共情问卷均由母亲填写，可能对结果有一定影响。此外，本研究仅探讨了横断层面的儿

童共情问卷的效度及其测量等值性问题，未对其纵向测量等值性进行考察，今后的研究可以进

一步考虑纵向追踪的研究。最后，本研究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参数指标位于已有研究者推荐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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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值（Browne & Cudeck， 1993; Hu & Bentler， 1999），其结果虽然能够接受（孙春晖， 郑

日昌， 2001），但是仍有待后来者重复和检验。

5;结论

本研究所修订的儿童共情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测量中国学前期儿童共情的一

般工具。

参考文献

黄翯青， 苏彦捷（2010）. 共情中的认知调节和情绪分享过程及其关系.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36（6）， 13-19.

黄翯青， 苏彦捷（2012）. 共情的毕生发展：一个双过程的视角. 心理发展与教育， 28

（4）， 434-441.

李奕慧， 胡雯， 廖慧云， 唐宏（2017）. 身体欣赏量表中文修订版在大学生样本中的验

证性因素分析.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5（10）， 1544-1548.

刘聪慧， 王永梅， 俞国良， 王拥军（2009）. 共情的相关理论评述及动态模型探新. 心理

科学进展， 17（5）， 964-972.

刘富丽， 苏彦捷（2017）. 暴力媒体使用与儿童青少年共情关系的元分析. 心理技术与应

用， 5（10）， 586-595.

田园， 刘富丽， 苏彦捷（2019）. 3～6岁儿童对消极情绪的理解：抑制控制与共情的作

用. 心理技术与应用， 7（6）， 321-331.

苏彦捷， 黄翯青（2014）. 共情的性别差异及其可能的影响因素.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 40（4）， 77-83.

孙春晖， 郑日昌（2001）. 《学习适应量表》 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心理学探新， 21

（2）， 59-64.

王孟成（2014）. 潜变量建模与Mplus应用. 重慶： 重庆大学出版社.

魏祺， 苏彦捷 （2019）. 学龄前儿童中的共情及其不同成分. 心理技术与应用， 7（9），

522-534.

王协顺， 苏彦捷 （2019）. 中国青少年版认知和情感共情量表的修订. 心理技术与应用，

7（9）， 535-546.

龙源期刊网

颜志强（2019）. 5-6岁儿童的疼痛共情： 情境线索的影响及执行功能的调控作用. ;博士学

位论文. 北京大学.

颜志强， 苏金龙， 苏彦捷（2018）. 共情与同情：词源、概念和测量. 心理与行为研究，

16（4）， 433-440.

颜志强， 苏金龙， 苏彦捷（2017）. 共情的时代变迁： 一项横断历史元分析. 心理技术与

应用， 5（10）， 578-585.

颜志强， 苏彦捷（2017）. 共情主题研究的变化——来自文献计量学的证据. 心理科学，

40（3）， 699-707.

颜志强， 苏彦捷（2018）. 共情的性别差异：来自元分析的证据. 心理发展与教育， 34

（2）， 129-136.

Brislin， R. W. （1986）. The wording and translation of research instrument. In W. J. Lonner

& J. W. Berry （Eds. ）， Fields methods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pp. 137-164）： Beverly

Hills： Sage.

Browne， M. W.， & Cudeck， R. （1993）. Alternate ways of assessing model fit. In K. A.

Bollen & J. S. Long （Eds. ）， Tes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pp. 136-162）. Newbury

Park， CA： Sage.

Bryant， B. K. （1982）. An index of empathy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Child

Development， 53（2）， 413-425.

Dadds， M. R.， Hunter， K.， Hawes， D. J.， Frost， A. D. J.， Vassallo， S.， Bunn，

P.， ... El Masry， Y. （2008）. A measure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in children using

parent ratings. Child Psychiatry and Human Development， 39（2）， 111-122.

Davis， M. H. （1983）. Measur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mpathy： Evidence for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4（1）， 113-126.

de Waal， F. B. M. （2008）. Putting the altruism back into altruism： The evolution of

empath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9， 279-300.

de Waal， F. B. M.， & Preston， S. D. （2017）. Mammalian empathy： Behavioural

manifestations and neural basis. Nature Review Neuroscience， 18（8）， 498-509.

龙源期刊网

Decety， J.， Bartal， I. B.， Uzefovsky， F.， & Knafo-Noam， A. （2016）. Empathy as a

driver of prosocial behaviour： Highly conserved neurobehavioural mechanisms across specie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Biological Sciences， 371（1686）， 20150077.

Decety， J.， & Meyer， M. （2008）. From emotion resonance to empathic understanding：

A social developmental neuroscience account.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0（4），

1053-1080.

Decety， J.， & Svetlova， M. （2012）. Putting together phylogenetic and ontogenetic

perspectives on empathy. Development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1）， 1-24.

Gorsuch， R. L. （2003）. Factor analysis Handbook of psychology： Research methods in

psychology， Vol. 2. ;（pp. 143-164）. Hoboken， NJ， US： John Wiley & Sons Inc.

Grazzani， I.， Ornaghi， V.， Agliati， A.， & Brazzelli， E. （2016）. How to foster

toddlers mental-state talk， emotion understanding， and prosocial behavior： A conversation-based

intervention at nursery school. Infancy， 21（2）， 199-227.

Grazzani， I.， Ornaghi， V.， Pepe， A.， Brazzelli， E.， & Rieffe， C. （2017）. The

Italian version of the empathy questionnaire for 18-to 36-months-old children：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and measurement invariance across gender of the EmQue-I13.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4（1）， 118-126.

Hoffman， M. L. （2000）. Empathy and moral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or caring and

jus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u， L. t.， & Bentler， P. M. （1999）. Cutoff criteria for fit indexes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Conventional criteria ;versus new alternativ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6（1）， 1-55.

Ickes， W. （1997）. Empathic accuracy. New York： Guilford.

Lucas-Molina， B.， Sarmento， R.， Quintanilla， L.， & Giménez-Dasí， M. （2018）.

The Spanish version of the empathy questionnaire （EmQue）： Evidence for longitudinal

measurement invariance and relationship with emotional regulation. Early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29（4）， 467-476.

Mehrabian， A.， & Epstein， N. （1972）. A measure of emotional empath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40（4）， 525-543.

龙源期刊网

Overgaauw， S.， Gürolu， B.， Rieffe， C.， & Crone， E. A. （2014）. Behavior and

neural correlates of empathy in adolescents. Developmental Neuroscience， 36（3-4）， 210-219.

Preston， C. C.， & Colman， A. M. （2000）. Optimal number of response categories in

rating scales： Reliability， validity， discriminating power， and respondent preferences. Acta

Psychologica， 104（1）， 1-15.

Preston， S. D.， & de Waal， F. B. M. （2002）. Empathy： Its ultimate and proximate bases.

Behav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5（1）， 1-20; discussion 20-71.

Rieffe， C.， Ketelaar， L.， & Wiefferink， C. H. （2010）. Assessing empathy in young

children： 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of an empathy questionnaire （EmQu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9（5）， 362-367.

Roth-Hanania， R.， Davidoy， M.， & Zahn-Waxler， C. （2011）. Empathy development

from 8 to 16 months： Early signs of concern for others. Infant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34

（3）， 447-458.

Satorra， A.， & Bentler， P. M. （2010）. Ensuring positiveness of the scaled difference chi-

square test statistic. Psychometrika， 75（2）， 243-248.

Sharma， S.， Mukherjee， S.， Kumar， A.， & Dillon， W. R. （2005）. A simulation

study to investigate the use of cutoff values for assessing model fit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model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58（7）， 935-943.

Strayer， J. （1993）. Childrens concordant emotions and cognitions in response to observed

emotions. Child Development， 64（1）， 188-201.

Su， Y. （2017）. Empathy across human lifesp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 Brain Development， Nanning， Guangxi， China.

Zahn-Waxler， C.， Robinson， J. A. L.， & Emde， R. N. （1992）. The development of

empathy in twin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8（28）， 1038-1047.

Zhang， Q.， Wang， Y.， Lui， S. S. Y.， Cheung， E. F. C.， Neumann， D. L.，

Shum， D. H. K.， & Chan， R. C. K. （2014）. Validation of the griffith empathy measure in the

Chinese context. Brain Impairment， 15（1）， 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