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6日发(作者：2022年值得入手的游戏本)

推动惠普公司的人权政策改变的第一步

2010年9月23日，我在“惠普H-P公司面对人权提案的黔驴之计”一文里，介绍到一方面老牌的惠

普有专门的公共政策委员会，其人权政策似乎比绝大多数公司成熟；另一方面惠普王国采用黔驴小计，

排除了我向2011年股东大会提交的人权提案。鉴于惠普有32万多员工、1260亿美元销售额（其中65%来

自美国以外，特别是中国），我三年前就战略性地选定惠普，要帮助它改善人权政策。我下定决心：“你

躲得过初一，躲得了十五？我明年会再挑战，直到我的提案在股东大会上得到表决为止！”

2011年3月23日的股东大会被惠普故意安排在远离公司总部的东海岸的一家旅馆举行，我没有钱亲

自出席大会，就于3月21日致函惠普，建议按照我与英特尔公司直接谈判的良性互动模式，不必在股东大

会上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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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月23日我出席雅虎股东大会宣读我的人权提案的当天，我收到 惠普副总裁兼副总律师

David Ritenour 的电邮，表示愿意对话。7月7日，我们两人通过电话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对话，主要介绍了

我为什么花费这么大代价关注惠普以及美国大企业的人权政策。他解释说他主要负责公司的法律程序，

排除我的提案并不是因为对我个人有成见，相反，惠普知道了我的难民背景，非常愿意倾听我的意见。

他不直接负责人权政策，所以同意安排我与惠普负责人权事务的官员在公司总部直接会谈。

惠普投资关系主管Catriona Fallon安排了我们9月7日的会谈，我也介绍我的老伙计Morton Sklar，让

他从惠普在华盛顿的视频会议室加入。我们反复研究惠普的资料，按照与英特尔、思科打交道的经验，

制定好会谈项目。但是，在9月5日晚上，Ritenour 突然发给我们一个电邮，要求我和Sklar填写一份

Non-Disclosure Agreement（NDA,不泄密保证书），其内容不仅禁止我们对外部介绍惠普的人权事项，实

际上同时把我将来作为股东的提案权也被取消了（又是黔驴小计）。我们解释说，我们对惠普的商业秘密

不感兴趣、也没有收取惠普一文钱，而且，从来也没有任何公司要求我们签署类似的保证书。我至今为

止，即使为此丧失国籍、社会地位和自由，也把研究工作为人类公开，特别有义务把我对美国公司在中

国的人权政策和实际向中国民众报告，我这个人的性格也保不住什么企业秘密。结果，原定的9月7日的

会谈，改为我、Sklar和Ritenour三人就是否签署这个NDA谈判了一个半小时。我们指出：惠普这样老牌的

大公司，不应该也不可能回避股东、公众对人权政策的关注；做得好，需要我们义务宣传；做的不够，

需要我们诊断（还是义务）。Ritenour解释说，因为我的特殊背景，公司才安排几位高层主管与我分享不

能让第三者知道的信息。我坚持说，我没有权利、也不想知道那样的秘密，我只要求公司能够、也应该

向公众、特别是没有足够人权的中国民众公开它的中国人权政策和实施状况。Ritenour说，那样的话，惠

普要安排别的官员会谈。Fallon把会议改到10月10日，我留心到10月4日是提交2012年股东大会提案的截

止日（又是黔驴小计）。为了增加互信，让他们对董事会上司有所交代，我特意声明放弃2012年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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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r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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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r2011/Zhao_HP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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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早上提前赶到惠普的总部，由Fallon女士引入会场。除了Ritenour，还有 Ashley Watson女

士（VP and Chief Ethics & Compliance Officer副总裁兼伦理与遵守事务主管）、Zoe McMahon女士（Director

of Social &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Compliance）、Kelli Schlegel女士（Human Rights & Global

Citizenship Program Manager）和从电话上加入的负责隐私权政策的Scott Taylor，再加上也从电话上加入

的Sklar。

我简单介绍了自己的背景、经历，送给他们人道中国的手册和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的《国际政治

经济学和企业社会责任》，特意指出我这几年来在硅谷从事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帮助美国的企

业理解中国人权的事业并建立起与中国民众、民权运动沟通的渠道。老对手Ritenour今天与我第一次见面，

一言不发。负责人权与全球公民项目的Schlegel女士大概级别最低，也一言不发。负责社会与环境持续性

与遵守事务的McMahon女士只简单地说惠普不限于慈善，而致力于更广泛的社会创新。Watson女士主导

今天惠普的对话，颇有“开恩”接见我“上访”的态度。好在我对此已经麻木，学会了掩饰自己对权势

人物的鄙视，知道要教育惠普这样的老牌王国，需要更大的耐心。我在感谢她们百忙中会见我们的同时，

提醒说惠普不可能找到第二个有我这样知识和背景的股东来帮助公司，我付出自己的“退休”基金买到

提案权，花上至少两、三年时间，战略性地选择雅虎、思科、谷歌、英特尔、惠普等公司，不达到帮助

它们改善人权政策的目的，不会放弃的。

Taylor向我们介绍惠普的隐私权政策。我们刚与英特尔会谈过这个越来越重要的人权课题，对于民

主与科技关系、网络自由，以及技术规范细节等，都比较熟悉，但我特别学到惠普在把欧盟的这方面比

较民主的制度搬到不民主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作为惠普的股东（虽然只有千万分之一左右

的股份），可能只有我对于“数据在亚太地区跨国界移动”等隐私权的性质有一种本能的敏感。APEC成

立于天安门悲剧发生的1989年，部分目的就是为了对抗那年在中国、东欧、苏联发生的民众自发抗议的

安那祺主义运动。我因为在日本组织民主人权运动，经历着当代中日关系最黑暗的一页，看到APEC的头

头脑脑们登台表演、招摇撞骗，对于他们背地里制定的各种“自由贸易”条文、政策非常警惕，但不知

道如何制止。如果能够帮助惠普参与制定APEC的隐私权政策，对于我不能直接服务的中国、日本等民众，

也尽了一丝义务。因为时间制约，我们约好会后再谈。

话题转到供应链的人权政策。这是惠普作为世界上最大电脑制造商的特色。它在中国的1万名雇员

在689城市、2千县经营1万个生意伙伴、7千个商店、1千3百个服务中心。我们读到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

自杀的悲剧现象，其源头就在惠普、苹果公司等供应链的顶端。与其到重庆、深圳等电脑制造厂去诉诸

改善工人的人权，在硅谷的这些公司的总部来谈判更有成效。每当我有幸置身于、并有一点点力量主导

与公司的谈判时，我总是记起我的那些为了理想和现实所迫奋不顾身占领天安门广场（1989年）、占领各

权力机构（包括接待访民机构）外门、占领东京机场走廊（2009年）、占领雪佛龙炼油港（去年）和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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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埃及解放广场、占领被出卖的雅典国会广场、占领华尔街等控制、压迫广大民众生活的公共或私有

空间的安那祺主义同胞们。我要传达的信息也很简单：你们可以很容易向中国的外交部（唐家璇本人）、

教育部、日本的文部省、大阪大学、国家公共安全委员会、东京警视厅等权势机构那样把我排除掉，但

你们摆脱不了世界各地追求自由平等的安那祺主义精灵。

我指出惠普没有中文版的人权、社会责任等政策，Watson女士武断地说惠普不需要专门关于在中国

做生意的人权政策，使我感到意外，因为惠普在中国的上万直接员工、上百万供应链企业的员工和上千

万用户不可能用英文理解惠普的看起来比较完善的社会政策。会议快结束时，Sklar总结说我们愿意在公

司的“员工规范”、“人权风险的机制性防范”和“公共沟通”三个方面与惠普合作。不太懂外交礼节的

Watson女士摆出架势，把我们当成她的部下似的，说惠普有权利选择与谁合作或不合作，几乎把今天的

会议成果葬送掉。我提醒道：惠普是公开上市的公司，没有权利选择（排除）股东；惠普三分之二的销

售额来自美国以外，没有挑剔的余地不在中国等处做生意；惠普在网站上列出的丹麦什么研究所、北京

大学什么管理学院对惠普的讨好，与惠普在中国的人权表现毫无关系；惠普的中文网址/cn

完

全是一个产品销售网，丝毫没有我们今天用英文讨论的人权、社会责任和社会创新等议题。如果惠普能

够找到比我们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更有（义务）意愿帮助改善其人权政策的机构或个人，我们就会像

告别基本上采纳我的人权提案要旨的雪佛龙、谷歌那样，迅速转向别的战略目标（微软、苹果、甲骨文

等公司）。与我们已经打过交道的Ritenour和Fallon女士调解到：惠普欢迎我们的继续关注。Watson女士也

给自己找个台阶，说她并不反对继续沟通，只是不能保证会再次参与会谈（我们也没有兴趣非要见她）。

最后大家同意在隐私权和中国的人权改善等方面继续合作。

推动惠普王国的人权政策改变虽然艰辛，今天总算是迈出了第一步。

[赵京，2011年10月10日。引用请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网址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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