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11日发(作者：)

注

GUANZHU

中国经济的消费新需求与投资新期待

■ 甬兴证券副总裁　许维鸿

经济政策的目标，是服务社会发展。后

疫情时代中国宏观政策的选择，很大程度上

在于对中国社会工业化、城镇化向纵深发展

的阶段性判断。2023年最流行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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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内国外、网上网下“科目三”社会摇舞

蹈的火爆——同样是源于二十岁上下的年轻

人，社会摇的流行与二十年前中国社会“叛

逆”杀马特文化现象，有着某种必然关联，

其背后反映的恰恰是中国经济、中国社会发

展的新特征。

纷繁复杂的社会发展，加上中国几千年

文明固有的东西之间、南北之间地理差异，

让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已经没有了所

谓的国际先进经验借鉴。即便发达国家——

日本，简单地通过发行国债、央行印钞购买

国债、用三十年逐渐化解房地产泡沫，也早

就难以适合中国的国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党

的十八大以来，宏观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没

有了2000年前后的大开大合，而是更强调

精准、强调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以进

促稳、先立后破”地进行结构调整。

首先，日本安倍经济学的超级宽松货币

政策和财政政策，并不适合中国。回看疫情三年

期间，有声音呼吁中国学习日本通过超级宽松的

货币政策“拼经济”，抑或是学习美国大规模举

债给民众发消费券。这种靠长期负债、短期刺激

经济的宏观政策，是城镇化阶段边际有效的政策，

并不适合当前中国经济换挡升级、房地产去泡沫

的阶段。之所以建议宏观层面的“一刀切”宽松，

就是因为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一直在

“增量解决存量问题”的改革轨迹上，土地财政

和房地产的增量资产货币化屡试不爽。随着房地

产泡沫的不断累积，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大方针避免了中

国重蹈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不能因为疫

情天灾“黑天鹅”而让之前的努力半途而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通过市场化手段、

提高经济结构效率、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摆脱

宏观经济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这也就是为什么

与时俱进的宏观经济的制定者，应该敏锐感受微

观经济的变化，对城镇化的社会新需求保持充足

的敬畏。从本世纪初的杀马特文化，到今天开始

向全世界输出的社会摇，中国年轻人的文化审美

和需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纪之交的老

注

GUANZHU

一代农民工，已经被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北漂”

所取代。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注意到了这种

超越简单物质需求的变化，推出了导向内心的公

共服务产品——从诚恳山东人的淄博烧烤，到

2024年新年“宠溺南方小土豆”的冰城哈尔滨——

基于市场竞争的高附加值服务产品化，既叫好也

赚钱，有力回击了所谓“中国经济需求不足”的

谬论。年轻人有能力、有意愿消费，中国的有效

需求潜力巨大，只不过需要服务提供者理解他们、

更加用心。

可见，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宏观政策，

都应该将有限的财力用于支持这种新型的城市

化，不拘泥于短期的GDP增长数据，而是长期

支持中国特色的、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和谐共

生的、有朝气的文化生长，并通过“一带一路”

倡议有效走出国门、造福世界。2023年底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以进促稳、先立后破”，

就是鼓励地方政府发挥自身比较优势，通过积

极进取的财政政策，形成多样化的区域经济发

展模式、扩大有效需求，最终取代对土地财政

的依赖。

因地制宜的地方现代化产业发展，大的思路

比照淄博烧烤、哈尔滨南方小土豆，既要坚持倾

听新一代的需求，也要坚持市场化竞争，按照市

场规律和宏观大势、用心布局积极且精准的财政

政策。以民营经济高度发展的浙江省为例，2024

年中央期待浙江“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

就是期待浙江对中国高端装备制造竞争优势的进

取和巩固。在中国城镇化人口布局日臻成熟大背

景下，浙江省发挥自身“杭州+宁波”双城记的

比较优势，在中国制造业互联网化、地理布局更

合理、产能走向全球的大格局中，确实有不可

比拟的优势。

杭州是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中心之一，而

宁波则是中国制造业“专精特新”的集聚地。

过去十年，中国长三角、珠三角产业基地，之

所以效率能一直“制霸”全球，最主要的贡献

就是用机器人逐渐取代人力，并逐渐用互联网

技术将不同厂家的数控机床“互联互通”，再

通过物联网将物流效率提升，进而不断降低最

终产品的出厂价格。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光伏产

业链、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为代表的中国出口新

结构，在产品质量堪比欧美发达经济体的同时，

价格优势在疫情之后不降反升，而中国进出口

的贸易顺差规模在2023年维持了8000亿美元

的数量级，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并没有因为

疫情而受损。

展望未来，新一代产业工人就近就业需求、

中国中西部市场升级需求、县域经济下沉市场

需求、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工业化需求等新

机遇，给了浙江民营经济持续发展的巨大空

间。值得欣喜的是，杭州和宁波的新一代企业

家——30岁上下的制造业二代“少东家”们，

既有海外留学经历和国际视野，也有在一线车

间摸爬滚打的基层经验，更有着对杀马特、社

会摇、科目三的现代文明解读，完全可以赢得

文明快速迭代造成的管理挑战，中国制造业因

此有了源源不断的竞争优势和贸易顺差的持续

积累。当然，他们的背后基本都有父一辈的支

持、那些睿智的一代创业者，他们在疫情中的

坚韧仁和，让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传承变得格外

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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