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0日发(作者：)

李春青先生的学思历程述略

赵　新　赵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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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李春青先生是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名家，数十年坚持以理论研究为学术志业，勤

颇具影响力。此文反思李先生的学思历程，特别是考量其“中国文化诗学”的学术缘起、理

论优长和思想资源，以期能为当下文学理论界摆脱所谓理论研究的“窘境”问题提供一种学

术思考或者说为文艺理论研究增强一份理论导向的信心。

关键词：李春青；当代文艺理论；学思历程；文化诗学

心穷理，深造自得，特别是多年以来一直倡导和实践“中国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在学界

一　理论的志业：勤心穷理

学问之道，盖缘于天性，成于勤奋，李春青先生的治学之路恰好说明了这一点。李

先生是一位偏重纯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工作者，他从大学时代即对理论研究充满兴趣，

１９８２年第６期上发表《浅谈美与善的关系》一文，无疑对他后来走向理论研究之路给予

了莫大的鼓舞。１９８５年以后，李先生一直跟随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进行学术研

究，身处高等学府兼文史哲学科重镇北京师范大学执教，兼有优秀学术团队“文艺学研

究中心”诸位名家学者在学术上切磋磨荡，且又有数十载孜孜不倦以学术为志业的“咬

劲”和“韧劲”。可以说，李先生良好的理论研究素养、治学的勤奋，加之得天独厚的

学术研究平台和便利的学术信息交流渠道，使先生３０多年以来的文学理论研究一直站在

学术理论的前沿阵地，也可以说一直行走在理论研究的高峰上。

李先生认为，按照通常的理解，文学理论就是以一种理论的态度对有关文学的各种

基本问题予以阐释，或者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理论概括。考之中西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

每一种文学理论观念的提出总是先预设了一种理论的态度。这种“理论的态度”正是文

学理论具体价值取向与思维模式的依托所在。

［１］（Ｐ１９１）

美国学者韦勒克在《文学理论》开篇

对文学与文学研究做了区分：“我们必须首先区别文学和文学研究。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

事情：文学是创造性的，是一种艺术；而文学研究，如果称为科学不太确切的话，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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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新（１９７８～　），男，人民出版社人民融媒分社副编审，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古代文论、典籍文献。赵

发表过几篇学理性很强的理论论文，特别是大四毕业之际在国家级刊物《文学评论》

雪峰（１９７４～　），男，成都大学档案馆讲师，研究方向为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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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青先生的学思历程述略

该说是一门知识或学问……文学创作的经验对于一个文学研究者来说固然是有用的，但

他的职责毕竟与作者完全不同。研究者必须将他的文学经验转化成知性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形式，并且只有将它同化成首尾一贯的合理的体系，它才能成为一种知识。”

［２］（Ｐ３）

作为一

门“知识或学问”的文学理论，当然得有自己的思想、概念、体系或理论视角。借用荷

兰学者克里斯·洛伦茨对理论实践的三种功能的看法，也可以这样理解：其一，文艺理

论使特定的历史实践———一种“做文学理论”的特定方式———合法化，使其成为认识

论、方法论上的一种选择；其二，文艺理论通常为文艺理论研究起草一份具体的学科规

划；其三，理论的分界功能，理论反思通常将一种特定的“做文艺理论”的方式区别于

其他的方式，有时甚至排除或贬低其他的方式，比如决定了谁／谁不是从事“真正的”

文艺理论研究范围。

［３］（Ｐ６）

文学理论不仅使文学研究合法化，提供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划，

可以使我们思考一些文学活动中更大、更为普遍的问题，也将为我们提供一个从事学术

研究的理性的秩序或框架。作为一种学科建制或者言说方式的文学理论，如何面对研究

对象而展开自己的理论叙述方式，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学术难题。尤其在当下文艺理论

研究出现所谓的“窘境”或“黄昏”的哀叹之后，反思李先生的学思历程，特别是充分

考量其最为学界称道的“中国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就极有可能为之提供一种特别的

学术启迪或增加一些新的理解层面。

二　“中国文化诗学”的理论优长：古代文论与现代学术的对接

就古代文论研究来说，李先生认为研究的突破口最主要的就是在思考力的培养上，

首先要大量阅读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特别是１９世纪后半期与２０世纪以来的著

作。

［４］（Ｐ２５）

这样读西方理论著作显然比读中国线装书来得更直接更容易。中国古典诗文艺

术是深具美感特质的，特别是在诗歌创作传统中，尤其在格律诗兴起之后。中国古代文

论批评形态如诗文评，包括诗话、评点与笔记等多是零散的、鉴赏式的不成系统的东西，

或者说只是充满着各种散碎的灵感，这也似乎合乎中国诗的特质：中国好的文学艺术就

像一朵牡丹开在春风浩荡的人世上，好的文章也如风，吹得世间水流花开。中国文学艺

术批评与中国文学艺术讲求山川日月的灵气、礼教生活的优美、人世的风景与文章的风

神气韵，它们都是借助美感体验与生活经验而形成的话语形态，从本质上来说是排斥理

论的。但是也可以说，正是因为其向来缺乏理论导向，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许多问题好像

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也就很难把其中的问题“一竿子插到底”式地讲清

楚、说明白。毋庸讳言，相较于注重理论研究的西方学问而言，这是一大缺点。换句话

说，在世界知识文化的交换市场上，西方人的研究优势在于其理论的素养。为了更好地

说清楚我们自身的研究对象与学术问题，为了在世界知识交换市场上发出“中国的声

音”，为了使我们的学术语言在“各种相互竞争的学术术语”中争取一席之地，为了使

沉睡的古典文论活起来，必须加强我们学术研究的理论导向。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

激，就是一种“影响的焦虑”的结果。随着西方新的学科框架、新的评价标准、新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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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文学史”等学科体制和观念的建立，正是肇始于西方学科制度和知识系统的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