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15日发(作者：华为平板电脑价格一览表)

富士康的困境:中国产业工人的悲剧性生存

田文林

2009年12月,美国《时代》周刊曾将中国产业工人作为年度人物,用以褒奖勤奋的中国工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卓越贡献。然而,时隔不到半年,全球知名的电子代工企业富士康公司就接连发生跳楼自杀事件,由此使中国产业工人的生存状况成为各方关注焦点。富士康公司不同于简单的血汗工厂,据说公司门口每天都有人等着进厂工作的机会,资方也向媒体记者展示了他们的生活和休闲设施,以此证明员工的待遇并不算差。然而,唯其如此,富士康事件才更深刻地折射出当前中国产业工人的悲剧性生存状态。

“工人阶级贫困化”正在成为现实

富士康悲剧事件频发,直接原因是工资水平太低,不足以支撑起工人养家糊口的担子。而其背后的根源,则是因为工人遭受着国内和国际两个资本阶层的双重剥削。

懂得一点政治经济学ABC的人都知道,工人工资实际是支付的劳动力价格。一般来说,劳动力价格至少要包括三个部分:劳动者养活自己的费用,劳动者养活家庭和子女的费用,以及劳动者的教育培训费用。改革开放30年,当许多家庭已实现轿车入户,很多富人开始越洋采购奢侈品时,而那些真正创造产值的生产工人,却没能相应地提高工资水平。据官方报道,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所占比重连续22年下降。中国体改研究会网站发表的一份《世界工资研究报告与借鉴》报告也

显示,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值为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而世界平均值为50%。另据郎咸平测算,按小时计算人均工资,德国排第1名,30美元/小时;美国第2名,22美元/小时;泰国是2美元/小时,而中国是0.8美元/小时,排在世界最后。在此大背景下,即使富士康公司工资比同行略强,实际仍非常有限。据媒体披露,一般员工底薪900～1200元,想挣钱全靠加班加点。有人测算了一下,这些员工除去各种必要开支,每月结余不过500多元。靠这点钱来养活父母和儿女,几乎不可能或只能维持最低生存线水平。说到底,富士康工人与工厂大门外那些等候工作机会的劳动者,不过是“较差”与“更差”之间的区别。这种场景让我想起了以前在政治经济学课本中描绘过的事实: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犹如巨大的劳动力蓄水池,可以使资本家根据需要增减。而且,工厂外的闲赋劳动力,也使资本家更有理由加重对厂内工人的剥削。郭台铭来大陆设厂的原因是一句很出名的话:“在台湾请一个工程师的钱在大陆可以请80个作业员”。

当前中国的情况非常独特。改革开放后,资本的力量几乎渗透到社会生产的每个角落,而作为生产主体的劳动者本身,却日益被边缘化。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工人组织化程度低,与资方集体谈判能力有限,由此使“工人阶级贫困化”这个以往只在马恩经典和旧中国才能看到的景象,日趋变成现实。

世界低端产业链的牺牲品

富士康悲剧还折射出中国代工企业在世界产业链中的下游地位。就像自然界存在金字塔型的食物链一样,世界经济中同样存在产业链分工的现象。在自然经济时期,农耕经济相对于游牧经济,就算是高端产业了,这是古代中国能够长期辉煌,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GDP仍能位居世界第一的重要原因;到工业化时代,大

工业相较于手工业成为上游产业,而抓住工业革命机遇的西欧国家,便一跃成为那个时代的佼佼者;进入现当代,这个产业链条进一步拉长,出现了所谓“一流国家靠标准、二流国家靠金融、三流国家靠技术、四流国家靠产品,末流国家靠原料”的金字塔格局。郎咸平指出今天的国际竞争就是“产业链竞争”。

位于产业链上游的国家,相当于动物世界中的食肉动物,可以用高附加值产品交换别国的低附加值产品,因而能够分配和享受到更多的财富;而一旦陷入产业链下游位置,则相当于沦为食草动物,只能靠低附加值产品交换别国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强国的打工仔。换言之,产业链分工实际是国际范围内的利润分配链条。而在这个产业链条中,与研发、设计、推销、物流等环保而附加值高环节相比,生产加工差不多是最辛苦、利润率最薄的环节。而中国沿海很多企业正是这类出口加工类企业。据报道,一个芭比娃娃在美国售价20美元,但中国只能获得35美分;一双耐克运动鞋在美国售价120美元,但付给中国工人的工资不到1.5美元;法国某名牌90厘米方巾,在巴黎商场零售价680欧元,而中国企业交货价只有50元人民币。而富士康公司正是这样一家替戴尔、苹果等西方知名电子产品代工的企业。由于没有自主品牌和技术,这类打工型企业处在产业链末端,注定是“做蛋糕有份,分蛋糕无缘”,其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最先受到冲击,而在利益分配中所得最少。富士康承接来自苹果、戴尔、惠普、诺基亚等国际订单,但其利润有限。富士康在与这些国际客户订单中,很难从供应链上创造利润空间。如它为戴尔或惠普代工一台电脑,所有的物料都是对方指定,比如电脑的机壳塑料用GE的,显示屏用三星或LG的,甚至耗材比例都有明确规定,而物料价格往往是客户早与供货商谈好的,富士康只须按指定价格向指定供货商进行购买。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富士康代工苹果公司加工的iPad手机,售价499美元,其中所有零部件成本仅为219.35美元,

平均成本为260美元左右。其中苹果开发的 A4处理芯片每个26.8美元,16G的存储芯片29.5美元,韩国LG公司制造的触摸显示屏95美元(成本80美元左右),而富士康公司的组装费只有11.2美元。在利润微薄的情况下,赢利压力会层层向下传递,最终压在最末端的生产线工人头上。也就是说富士康在供应链上的利润率几乎为零,其所赚取的就是人力成本的差值,也就是对员工的过度压榨。就此而言,如果说富士康是导致工人自杀频发的祸首的话,那么苹果、戴尔、惠普、诺基亚等国际知名公司,同样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最大限度地赚取了利润,由此极大挤压了工人工资所占的比重。

那么,富士康们的出路在哪里?从国内层面看,要么是扩大公有制范围,减少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机会;要么是支持工人建立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增加集体谈判能力。没有两亿多的农民工,绝对没有20年来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如果把国家比喻为身体,那么这些产业工人就是中国的下肢和双脚。从世界历史角度看,没有一个国家在任由底层民众日益贫困化的情况下,能真正实现崛起。而在国际层面,则是提供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保护民族工业发展,力争占据产业链上游位置。中国近些年力倡自主创新,发展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正是化解中国在经济格局中被动局面的战略举措。

6月4日消息，据美国《商业周刊》报道，苹果iPhone和iPad的中国制造商富士康最近陷入了“自杀”怪圈，这可能成为高品质产品维持低价的转折点。虽然负面消息不断，但专业人士认为让一家科技公司更换具有富士康这样规模和成熟体制的代工企业是很难的，尤其是苹果这样的公司。

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郭台铭表示，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员工选择自杀。郭台铭是富士康集团的创始人，该集团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制造商。富士康生产的产品包括苹果公司的iPhone和iPad，戴尔公司的电脑以及其它不计其数遍布全球的科技公司旗下产品。富士康目前已经有超过10名员工自杀身亡。

郭台铭5月27日表示，“我们能让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吗？从逻辑和科技的角度，我没有把握。不管你如何逼我，我也不知道。”此后不到一天时间，一位23岁的富士康工人跳楼自杀，另外一位工人割腕自杀未遂被送往医院。

但只要询问下深圳的超过25万的员工，就能找到答案。一位富士康不愿意透露姓名的21岁的流水线工人表示，富士康的条件让他的生活似乎变得毫无意义。他说，在生产线上是禁止谈话的，每两小时去洗手间的时间要控制在10分钟以内，工人经常被呵斥。

富士康集团一年的收入甚至超过了苹果、戴尔或微软。咨询公司Technology

Forecasters分析师Pamela Gordon表示，富士康从默默无闻成长为行业巨头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价格。对高品质的产品而言，他们的价格是低廉的。两位知情人士透露，富士康之所以能获得苹果公司iPhone订单，在于郭台铭指示生产零部件的业务部门以零利润销售组件。2009年富士康净利润增长37%至23亿美元，这也是富士康市场表现第二好的年份。

苹果、戴尔和惠普公司都宣布将调查富士康的工作条件。苹果CEO史蒂夫-乔布斯认为富士康发生的自杀现象“非常令人不安”。对于计划采取何种具体行动，苹果、惠普和戴尔都拒绝发表评论。

莱维克战略交流公司(Levick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危机公关专家吉尼-格拉博夫斯基(Gene Grabowski)认为，对科技公司来说，这是又一个“耐克现象”，上世纪90年代初，亚洲鞋厂的工作条件曾引起舆论哗然。他说，减少富士康式公关危机的一个方法就是效仿美国玩具制造商的策略。2007年的时候，中国制造商合作伙伴的产品中被发现含有有害物质，随后各家公司向各分厂派出检查人员，并邀请媒体进行监督。Gene Grabowski说，“这发出了一个信号，中国公司的工作是不断被检测的，并且让全世界的玩具制造商也领会到这样的信息。”

供应链专家戈登(Pam Gordon)表示，叫一家科技公司更换具有富士康这样规模和成熟体制的代工企业是很难的。她说，“离开一家合同制造商是痛苦的。”这主要是因为生产线的改造和供应链的复杂性。 “离婚”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对苹果公司而言，因为富士康已经在生产其拳头产品iPad。戈登说，“在不到60天内，苹果售出了200万台iPad，现在等待的队伍已经很长，如果苹果淘汰富士康，队伍会更长。”

与此同时，富士康深圳厂区的工作正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着。在富士康1.16平方英里的厂区，绿树成荫，喷泉街道纵横交错。既有医院，又有餐厅。工人们住在每间容纳8-10人的工人宿舍中。该公司向员工提供咨询，这里的主管说，“这里的年轻人很多，他们第一次离开家外出，如果没有我们的大家庭，他们会感到没有方向。我们为他们尽力提供指导和帮助。”

富士康表示，正在采取其它措施使局势得到控制。比如加高了宿舍楼周围的拦网，防止工人跳楼，工人薪酬提高30%。但是在富士康生产部门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肖齐(音译)表示，增加的工资不足以防止以后悲剧的发生，他每月收入为

2000元人民币(约合293美元)，是一线工人的两倍，他说，“我每天做同样的事情，我没有未来。”肖齐表示，他也曾想过自杀。

郭台铭1950年10月8日出生在台北，祖籍山西。1974年郭台铭投资7500美元成立了自己的公司。36年过去了，郭台铭的企业成为索尼PS游戏机及苹果iPhone的制造商。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每年的收入超过微软、苹果或戴尔。据《福布斯》杂志报道，郭台铭今年身家达59亿美元，居台湾40富豪榜榜首。郭台铭是该公司最大的股东，持有10.8%的股份。鸿海精密工业股份公司今年股价累计下跌21%。

郭台铭成功的秘密众所周知，按照Technology Forecasters创始人戈登(Pam

Gordon)的说法，就是价格。她说，“对高品质的产品而言，他们的价格是低廉的。”郭台铭对他在深圳龙华的成就感到骄傲。他说，“10年以前我来到这里，我和我的同事一步步建立起这一切。”郭台铭的野心和纪律通过与下属的互动来传递。他能在脱稿的情况下讲很多个小时，而且能牢记产品计划的每个细节。

三位知情人士曾透露，在一次会议上，某高级副总裁由于不能详细回答问题，被郭台铭下令罚站10分钟。富士康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回复称，富士康的劳工政策和做法都符合行业标准，并定期接受审查。富士康拒绝对郭台铭的管理风格置评。

麦格理集团(Macquarie Group Ltd.)分析师Daniel Chang表示，由于郭台铭愿意放弃利润率去赢得订单，使得苹果和惠普这样的公司能够提高自身的利润。该分析师给予鸿海精密“跑赢大盘”评级。去年，鸿海精密利润率达4.3%，相比之下，苹果利润率为27%，惠普利润率为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