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8日发(作者：组装台式电脑配置清单2020)

自将之师终堕落——鳌拜

【专业评点】中国清初一代权臣，清朝三代元勋，康熙早年辅政大臣之一。他军工赫赫，号称“满洲第一勇士”，却在后半生因操握权柄、结党营私被拘禁。他耿直倔强，敢于抗争，晚年却骄横跋扈、贪婪不法，与康熙争权夺势。他是影响清初政局的一个重要人物。鳌拜，博弈型人才。

鳌拜（满语：Oboi），中国清初权臣。出身瓜尔佳氏，生年不可考，满洲镶黄旗人，清朝三代元勋，康熙帝早年辅政大臣之一。以战功封公爵。鳌拜前半生军功赫赫，号称“满洲第一勇士”，后半生则操握权柄、结党营私。康熙在黄锡衮、王弘祚等大臣的支持下，主政于朝，康熙又定下计策，在武英殿擒拿鳌拜。鳌拜被生擒之后，老死于囚牢中，他是为影响清初政局的一个重要人物。

出生将家 初期平平

鳌拜，姓瓜尔佳氏，出生于一个武将世家，生年不详。伯父费英东在明万历十六年（1588）随其父索尔果投奔努尔哈赤，历任固山额真、“众额真”，天命建后金国前，位列五大臣之一。他英勇善战，曾被努尔哈赤誉为“万人敌”。鳌拜之父伟齐，系费英东第九弟，而鳌拜又是伟齐的第三子。鳌拜的二哥卓布泰、四弟巴哈、六弟穆里玛以及叔伯兄弟图赖（费英东之子），都是清初军功卓著的战将，在对明和对农民军的战争中效力甚多。

鳌拜一家之所以武功赫赫，当然是与当时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形势分不开的。费英东一家投奔努尔哈赤的时候，正值努尔哈赤开始统一女真各部，并逐渐走向抗明立国的道路。不久以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年号天命，接着，他以“七大恨”告天，发兵攻打明朝的抚顺，揭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明清（后金）战争的帷幕。此后，历经开铁、辽沈、宁远、松锦、山海关等多次战役，先后击败了明兵，收蒙古、降朝鲜，灭亡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最终夺取了全国的统治权。鳌拜的前半生，就是在这样一段错综复杂、战火纷飞的历史环境中度过的。

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鳌拜尚未崭露头角。鳌拜的名字在官修《清实录》中首次出现，是在皇太极天聪六年（1632），鳌拜等人“自明界捉生还。获蒙古人五、汉人三十、牲畜三十二。上命即以所获赏之”。到天聪八年（1634）二月，鳌拜已成为“管护军大臣”，具体职衔是护军参领，即皇太极所领镶黄旗的巴牙喇甲喇章京，所以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征朝鲜时，称鳌拜为“内直甲喇章京”。

皮岛一役 一战成名

在崇德初年皇太极第二次征朝鲜的战争中，鳌拜显示出他勇猛无畏的性格。就在攻下朝鲜京城之后，皇太极派硕托、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率军攻打皮岛。皮岛在鸭绿江口外，

距朝鲜本土及中国大陆都很近，是一个战略要地，明将毛文龙曾据守此岛，使皇太极经常感受到威胁，因而对它十分重视，认为“此岛可比大城”。

自从辽东在明朝天启年间，被努尔哈赤占领后，当时明朝在东北的守军，一部分就在毛文龙的率领下，就驻扎到了皮岛。而皮岛的地形又早就了进可攻、退可守的绝对优势。之前努尔哈赤就曾经打过皮岛，打了几次都没打下来，皇太极也是。

皇太极的第二次出征朝鲜，彻底解决了朝鲜问题。这时马上就派出了代善的儿子硕托和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率军攻打皮岛。结果却没有攻打下来，皮岛坚若磐石，围攻无济于事。

这次皇太极派接手，鳌拜这才开始随军出征。当时阿济格到那儿，也知道这个难题。打了十多年了，从努尔哈赤打到皇太极，十多年就打不下来这一个小岛。当时众将经过一番酝酿，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摆出巨舰，主力部队从海上进攻皮岛。表面上这是主力，从东南方打。背后留一支精干部队，从西北包抄。后一路才是关键。

当时鳌拜自告奋勇要主攻后一路，对阿济格说：“我等若不得此岛，必不来见你，势必克岛而回。”而镇守此处的毛文龙防御战打了10多年，精通各种战术，一眼就看出了清军的想法，所以他们在正面派的也都是“老弱病残”，真正却带了一支精干部队在后方等着鳌拜。

两军这一对战，鳌拜才发现了自己计策的失败，相对于当时的形势也不容多想了，他大呼奋力而上，“冒矢石直前搏战”，然后举火为号。后面的清军一看，主帅都已经冲锋了，于是大军压上，在正面进行佯攻的清军看没有办法，也跟着跑到后路进行强攻，结果一举拿下皮岛。皮岛守卫十多年，守军全军覆没。消息传到了盛京沈阳，皇太极非常高兴，亲自写文，祭告父亲努尔哈赤，以慰在天之灵。

皮岛这一站，鳌拜除去了皇太极的这一块心病，皇太极对鳌拜的表现十分高兴，提升他为三等梅勒章京，赐号“巴图鲁”，加世袭六次，准再袭十二次。 “巴图鲁”的意思是勇士，加世袭6次的意思准许他这个三等梅勒章京这个职位世袭六次，如果你的后代不犯错，还可以再世袭12次。6次就是6代，加12代，这就18代人。这是相当大的赏赐了。鳌拜从那时开始对自己的权利有了更高的追求。

有一次代善的儿子，皇太极的侄儿岳讬，想拍皇太极的马屁。他从战场上得到几匹好马，想连夜送给皇太极，结果一到那儿，让人家鳌拜给发现了。被鳌拜以皇太极已经入睡为由将他训斥回去。 第二天早晨，鳌拜在皇太极那表现一番，说昨儿怎么怎么回事，我给斥回去了。皇太极高兴，大肆表扬一番。鳌拜的精明和心计，从这样一件小事上，我们已经充分领教了。他不仅打击了对手，还赢得了皇太极的信任和好感。但是，现在鳌拜依然没有达到权力的顶峰。不仅没有达到，甚至还差得很远。

获新机遇 一展手脚

此后，鳌拜不光是站岗，打仗的时候，也是越战越勇，鳌拜在松锦之战以及入关后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屡立战功。崇德六年初围困锦州及攻克锦州外城时，鳌拜先后率护军击败明朝杏山、松山援军，并徒步攻克明军的步军营，因而从三等梅勒章京升为一等梅勒章京，准再袭十次。

1642年，鳌拜成为八旗的护军统领。八旗其实每个旗，都要派一部分军队，保卫皇宫的安全，保卫皇上的安全。鳌拜担任的，是八旗中的镶黄旗的护军首领。到了1642年，他成为八个旗的保卫皇上的护军统领。这八个旗的所有保卫皇上的人，统统都归鳌拜一人指挥。

1642年夏，鳌拜率领军队，从直隶（今河北），从直隶直扑山东，连续之间，攻占四城。然后再次被提升为三等昂邦章京。在1643年，明清之间有一次战役，结果当时明朝大败而

回。鳌拜率领军队追，打吴三桂，打唐通，打白广恩，把他们打得到处跑。

出身名门的鳌拜，通过了他在历次战役中的突出表现，得到了皇太极的信任，从而迅速地成为皇太极手下数一数二的一个将军，成为八旗将令中，一个后来者居上的一个人。

支持先帝 拥戴皇子

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突然死去，由谁来继承皇位便成为满洲贵族面临的头等大事。但是，皇太极生前对于继承人并未作出安排，所以他之死便引起“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窥伺神器”。当时势力最大、地位最高、最有资格继统者有三人：一是两黄旗系统的、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一是两白旗系统的、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一是两红旗系统的、皇太极的哥哥礼亲王代善，其中尤以前两者的争夺最为激烈。顺治五年三月，贝子吞齐等讦告济尔哈朗罪行时曾提到：“当国忧时，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八人往肃王家中，言欲立肃王为君，以上为太子，私相计议。..肃王使何洛会、扬善谓郑王云：‘两旗大臣已定立我为君，尚须尔议’。”说明肃王豪格确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之一，而鳌拜等是其坚决的支持者。在顺治九年审讯多尔衮余党时也提到，“皇上即位时，英王、豫王跪劝睿王当即大位说：‘汝不即位，莫非畏两黄旗大臣乎？..我等亲戚咸愿王即大位也。’是以睿王于众人前亦述此言。”可见当时不仅多尔衮是争位的另一有力候选者，而且也表明两白旗与两黄旗在继位问题上针锋相对，互为寇仇。

在这场斗争中，鳌拜身为镶黄旗贵族、皇帝的护军头目，是坚决支持皇太极的儿子继承皇位的。皇太极在位时便对鳌拜很信任，有人曾对鳌拜比较专横提出意见，但皇太极却偏袒鳌拜。鳌拜则更是对皇太极忠心耿耿。崇德二年岳托曾派人于夜晚向皇太极进献马匹，鳌拜以“此暮夜就寝时，非献马时”为理由，说：“上已安寝，欲令惊动，秉烛观马耶？”加以挡驾。事后皇太极听说此事，颇为高兴，将献马一事作为“违法妄行”，“命法司分别议罪”。鳌拜忠于皇太极，自然希望由他的儿子即位，而两黄旗仍是“天子自将之旗”，地位较高，利益较大。这也是鳌拜等竭力支持豪格即位的原因之一。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鳌拜曾与图赖、索尼等六人“共立盟誓，愿生死一处”。在诸王大臣于崇政殿商议册立时，“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命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对会议施加武力威胁，而“索尼及巴图鲁鄂拜（即鳌拜）首言立皇子”。朝鲜国王的世子也记载：“帝之手下将领之辈，佩剑而前曰：‘吾等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当时的形势确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

多尔衮是一个素有大志而文武双全的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绝不是像他在日后向群臣所表白的那样，在“诸王、贝勒、大臣率属意于予，跪请予即尊位”的情况下，从内心深处“誓死不从”，这从他在皇太极时期的地位以及在他摄政时期的许多作为中可以一目了然。他之所以退而充当辅政王，扶持皇太极的幼子福临登基，则在于以鳌拜为骨干的两黄旗势力的激烈反对，害怕两者相争，削弱整个清国家的力量，影响入统中原的基业。

战功赫赫 惨遭打压

顺治二年（1645），清朝为夺取全国政权叙功时，鳌拜一跃而成为一等昂邦章京。此后，鳌拜便加入了阿济格进攻李自成的军队，直下湖广一带。顺治三年正月，鳌拜随肃王豪格等率军进攻张献忠大西农民军。在汉中打败贺珍以后，得知张献忠率军已到西充一带，鳌拜再

次充当先锋，率先头部队前往狙击，结果两军相遇，“鳌拜等奋击，大破之，斩献忠于阵”。打败大西军主力之后，鳌拜等又继续深入四川、贵州等地，屠杀大西政权的大小官员一千多人，基本上消灭了四川一带的大西军。

入关前后的鳌拜，战功赫赫，升迁频频，似乎一帆风顺。但是，这次鳌拜镇压农民军却不但没有获得升官的机会，反而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被借口“停其赏赉”，还险些丢掉了性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作为两黄旗的中坚力量，在满洲贵族的内部争斗之中，采取了反对与之抗衡的白旗势力的立场，这就必然遭到当时身为摄政王的多尔衮的打击。

以济尔哈朗、多尔衮为辅政王（后为摄政王），福临继位为帝的暂时妥协，并不能彻底消除八旗内部敌对势力的矛盾。豪格对这样一种妥协就很不满，他在顺治元年四月曾说：“和硕睿亲王非有福人，乃有疾人也，其寿几何，而能终其事？设不竟终事，尔时以异姓之人主国政，可乎？”清朝迁都北京后，鳌拜与谭泰、图赖、锡翰、巩阿岱、索尼等两黄旗贵族依然在暗地里与多尔衮等作对，而多尔衮也一再打击和压制他们。顺治五年三月，“睿亲王多尔衮与豪格有夙隙,系豪格于狱”，最后豪格死于狱中。多尔衮又以吞齐等人的“讦告”，将济尔哈朗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鳌拜也以同盟拥立豪格，与郑王同谋，以及为豪格鸣冤叫屈等四大罪，落得个“免死赎身”的下场。顺治七年（1650）七月，多尔衮生病在家，他对前来探病的锡翰等人抱怨顺治帝不来看望他，又不准锡翰去奏报顺治帝。结果锡翰等还是请来了顺治帝，多尔衮十分生气，要杀锡翰，而鳌拜则因为“目睹锡翰等罪状，不即执鞫”，从一等精奇尼哈番降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鳌拜遭到打击，许多黄旗大臣人人自危，有的向两边讨好，以图自保。巩阿岱、锡翰并逼鳌拜、索尼等“悔弃前誓”，但鳌拜家族仍不向多尔衮屈服，多尔衮恨恨地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今索尼、鳌拜辈意向参差，难以容留。”便“将索尼遣发，鳌拜问罪”，并拆毁了图赖死后的享堂。锡翰等还建议说：“鳌拜、巴哈不宜留上左右，当俱逐退，勿令近御”。

人生转折 再续辉煌

顺治七年十二月，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病死，顺治皇帝亲政。不久以后，多尔衮的封谥被追夺，阿济格被赐死，两白旗群龙无首，一蹶不振。曾遭到压制的两黄旗贵族及以济尔哈朗为代表的蓝旗势力又重掌要职。

1651年春，鳌拜成为议政大臣，又以军功被升为一等侯；隔了一年，1652年春，鳌拜再次升为二等公。侯也分成三等，公也分成三等。与此同时，还是在1652年春，顺治皇帝颁布谕旨，锡翰等人处死，家产没收。那么这一升一杀，我们可以看到，它标志着清初政局的重大变化。当然，这种政局的重大变化，并不意味着八旗内部矛盾它就结束。我们说，前面讲，这一切都算序幕，正式的节目，到现在为止，才刚刚开始。因为，鳌拜终于再度崛起，他赢得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

鳌拜觉得，虽然八旗子弟打下了江山，现在太平盛世了，但还是需要练兵。所以他率先提出：“大阅以讲武”。就是大阅兵。通过全国式的阅兵，八旗子弟，所有的人都得练兵，进行比武比赛。在这个时期，鳌拜表现得非常出色，顺治皇帝对他也是非常地关心、信任。

从此以后，鳌拜作为内大臣之一，常在顺治帝左右，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各类事务，如商讨本章批复程序、联络蒙古科尔沁部，将太后旨意传达给皇帝、祭奠故世王公妃嫔，并倡议“大阅以讲武”，自教武进士骑射，协助会审案狱等等，俨然成为一个能文能武的干臣！而正是由于他始终不渝地效命于福临，顺治帝对其也十分信任。

顺治十三年鳌拜旧伤复发，卧床不起，当时顺治皇帝一看，心里十分伤心，直接亲自前往鳌拜的府邸去探望。好了以后，1657年又赶上孝庄皇太后病重，鳌拜忙前忙后，寸步不

离左右，都顾不上自己吃饭。非常遗憾的是，就在鳌拜已经日益得到皇帝的信任，地位不断地上升的时候，公元1661年2月5日夜，顺治皇帝病死。从此，无论是清皇朝，还是处于末世的中国封建社会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鳌拜个人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玄烨继位 权力升华

顺治皇帝死前立下遗嘱：“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幼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之。”尽管鳌拜在四辅臣中名列最后，但史学家们却往往称此时期为“鳌拜辅政时期”，究其原因，实与鳌拜个人的独掌辅政大权有关。在四位辅臣中间，索尼能文能武，顺治年间总管内务府，是四朝元老，地位很高；苏克萨哈和遏必隆在皇太极晚年才初露头角，能力有限。鳌拜虽然名列最末，但实际地位却与索尼不相上下。输政初期，“索尼老病，鳌拜多专政，与苏克萨哈不相能，遏必隆不能自异”。在这种情况下，鳌拜的作用绝不像他的辅臣次序一样是最微小的，恰好相反，而是日益增大。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四位辅臣都是上三旗的大臣，他们除了旗与旗之间的内部争斗之外，在辅政期间实行的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鳌拜的主张基本上也同样代表着其他辅臣的意见。这样，从顺治十八年到康熙八年五月的辅政时期的历史，实际也就是鳌拜辅政的历史。

尽管福临接受了乃父的教训，在临死前把身后的一切安排妥当，但是留给皇位继承者和四位辅臣的却并非万事如意的太平盛世，而是一个问题丛生、矛盾复杂的艰难局面。一方面，西南的南明永历政权和大西军余部，东南沿海的郑氏政权以及夔东十三家军等抗清力量依旧存在，部分汉族地主仍然怀念故国，不愿与清政府合作；另一方面，连年战乱，使社会经济严重凋敝，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财政状况十分窘迫。这样，如何保证财政收入、恢复生产，同时又要继续进行征服和统一战争，就成为当时统治者面临的重大课题。此外，“大兵入关时，明臣迎降，睿忠王权宜任之，故胜国弊政，未尽厘正”。顺治一朝，党争不断，明代重用阉宦的恶习也继承下来，中央地方各级官吏不尽心任职，反而贪污受贿，行私中饱，吏治比较败坏。再者，顺治年间实行的一些恶政，如圈地、逃人、迁海等等，依旧给人民带来极大的苦痛，引起人民的不满。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造成新建立的清朝统治的不稳甚至有被颠覆的危险。

鳌拜辅政 改革制度

辅政伊始，鳌拜等人硬打着遵守先帝遗命的旗号，实行了三大决策。

第一方面：积极地整顿吏治。根据《清世祖实录》规定，为了提高行政效率，1660年，康熙皇帝要求所有的官员，进奏本章的时候，一定要少而精，不要用一些个空空泛泛，什么实质内容都没有的文章。他要求，在明朝规定所有本章不得超过1000字的基础之上压缩，减少到所有的本章都不能超过300字，还要把事情的原原委委说得非常清楚。过300字的人，就不称职，就应该贬值。

不但如此，他还规定：给人家批复，这件事应该怎么办，对不对？批复的时候，还规定出来，这件事你完结的期限。过了这个时间，你就算不称职，就拿下。

为了清除官场恶习，鳌拜在1665年春天，命令有关各部门，对于地方上的督府的劣正严加审查。1666年初又下令，对公然受贿的地方督府大员，严厉地惩罚。

仅1667年一年之内，他就将贪酷，贪污酷吏，不谨、疲软、年老、有疾、才力不及、浮躁等官，563名革职。除此之外，还拿下了3849个职位。

第二方面，努力地发展生产。鳌拜也清楚，农是民之本也，农业是统治的根本，他非常清楚。所以他担任辅政大臣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努力发展经济。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两个方面： 一，就是奖励垦荒。无论官是民，无论是四川省的人，还是其他省的人，只要能招30家人，到四川落户，就记一个功劳。如果要招60家去，就记两个功劳。如果招了100家去，那就直接升官。你原来是老百姓，现在升一个官。你原来是这个官，再升一级，直接升官。如果你招200家，那就再升官了。依次加倍。结果，四川人满为患。

第二，是实行更名田。就是更改土地的主人。1669年的春天，鳌拜下令，凡是明朝原来藩王的土地，现在谁种了，这地就是谁的了，还写地契，这地就永远归你们家种了。如果说这个地不是藩王的，自己开的，那这地也归你了。不但归你，还免税，三年、五年不用交税了。我们统计了一下，这种更名田，全国有多少万顷土地更改了土地主人的名字呢？一共有20多万顷，占当时全国可耕地的1/20。全国有很多省的人受益。

第三，减少军事行动。辅政开始以后不久，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小朝廷及其支持者李定国部为清军消灭了，康熙二年到三年，鳌拜的弟弟穆里玛等又率军镇压了大顺农民军的余部夔东十三家军。尽管只是继续完成顺治时期的军事行动，但这些行动的后果已足以使鳌拜等采取相对保守的军事政策。夔东十三家军的英勇抗击，一直使统治者心有余悸，“京师中谚语有其事险难者，则曰：‘又上茅麓山耶？’”。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财政方面的困难——军事开支的浩大，不仅使鳌拜等难以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且使人民负担极重，不得休息，有可能因此而使辅臣们恢复经济的努力付之东流。鳌拜这个人，一生征战无数，被赐号“巴图鲁”。但是他非常清楚，战争是个无底洞，战争应该有节制地进行。所以鳌拜在1662年，消灭了南明永历政权，杀掉了南明的永历皇帝以后，马上宣布：“从此大兵得以休息，粮饷不致糜费，宣诏中外，咸使闻知。”基于此，他们在对东南沿海的郑氏政权的行动中，就奉行了一条以防为主，以攻为辅，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路线。

功绩显赫 收获卓越

康熙元年，郑成功病死，其子郑经继立，在台湾以及金厦一带与清皇朝抗衡。由于郑成功死后因继位问题而发生内讧，郑氏政权内部矛盾异常激化，许多文官武将都对郑经表示不满。鳌拜等利用这个机会，对郑氏人员诱以高官厚禄，招抚他们降清。如康熙元年十一月，杨学皋来归，授其左都督，加太子太保，“仍给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二年，郑成功之族兄郑鸣骏被授遵义侯，族侄郑缵绪为慕恩伯，如此等等，不胜枚举。除封赐爵职之外，鳌拜等还重用这些人来打击郑氏政权，以示对他们的信任，如康熙三年命征台湾，统率水师的施琅、周全斌、杨富、林顺、何义等，无一不是郑氏故将。在清政权的“感召”之下，“自顺治十八年九月起，至康熙元年七月止，陆续招抚伪将军、都督、总兵，并副、参、游、守、千、把总等官共二百九十员，兵共四千三百三十四名，家口共四百六十七名”。从康熙元年十月以后到康熙三年十月，较大规模的投降者有十六、七批，其中包括被称作郑经“腹心”、“左右臂指得力之人”的大量官员将领，还包括郑缵绪、郑世袭、郑芝豹生母黄氏、以及郑氏的“子侄眷属”，与他们同来降清的官员不下千余，军队百姓共有十数万，还有大量船只、盔甲器械等物，这就大大削弱了郑氏政权的力量。

鳌拜等乘郑氏政权的内讧，又辅之以攻，派兵先后攻克金、厦、铜山等地。郑经退守台湾。康熙四年，“廷议罢兵”，并派慕天颜赴台谕降，力图和平收复台湾。但郑经却企图裂土割据，“请称臣入贡如朝鲜”，遭到辅臣的拒绝。康熙六年，施琅再请攻打台湾，因“朝议循

于招抚”而未果。从此双方对峙，直到十四年后。

鳌拜辅政时期采取的“以抚为主”的统一方针，应该说对恢复经济、与民休息、缓和财政危机都有好处，直到康熙二十一年，大臣冯溥为了“清心省事，与民休息”，还请玄烨“勿轻剿台湾”，继续鳌拜时期的政策。鳌拜等人的上述行动，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为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台湾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关于清初几个弊政的处理问题。顺治初年给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很大危害的劣政，诸如逃人法、圈地与投充、迁海等等，在鳌拜辅政时期虽仍存在，但逐渐有所缓和。 《康熙王朝》的鳌拜

由于迁海政策使沿海居民流离失所，顺治十八年八月，辅臣曾下令对迁海居民“速给田地房屋..使小民尽沾实惠”。康熙四年，山东青、登、莱等处沿海居民“因海禁多有失业”，鳌拜等遂允许“令其捕鱼，以资民生”。康熙七年，两广总督周有德报告当地“沿海迁民，久失生业”，建议于海口“一面设兵防守，一面安插迁民”。此建议得到鳌拜等批准。康熙八年正月，“奉旨尽弛海禁”，这对沿海居民是有好处的。 顺治年间，由于圈地和投充等弊政，迫使大量不甘沦为农奴和包衣的人四散逃亡，顺治十一年“逃人几至三万，缉获者不及十分之一”。清廷便制订了更为严酷的逃人法，除捉拿逃人之外，还严惩窝主，牵连四邻，许多恶棍无赖又趁火打劫，使许多人身家性命难保。康熙三年底，专事缉捕逃人的兵部督捕衙门右侍郎马希纳也指出逃人法之弊害，请求“免提案内牵连之人质审”，以免“牵连多人”。次年正月，鳌拜等历数逃人法之弊，认为“此等株连蔓引，冤及无辜，饿死道途，瘐毙监狱，实属可悯”，下令有关部门制定一个“逃人可获，奸棍不得肆恶，小民不受诈害”的立法。康熙六年，又下令各地政府对骚扰地方的解役和逃人严加管束，如有“同谋挟诈”之事，要治以重罪，对这些解役约束不严的官吏，也要“严治其罪，必不宽恕”。尽管他们把逃人问题看作与本族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而不能根本改变逃人法，但由于注意了它的弊害并试图加以解决，使此时期的逃人问题日趋缓和。顺治年间两次大规模圈地之后，康熙五年，在鳌拜的直接干预下，京畿地区又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土地圈换，这是辅政时期的一大弊政。康熙五年，鳌拜提出，顺治初年，多尔衮为了自己利益，把镶黄旗应得的保定等府好地据为己有，而把正白旗的坏地换给镶黄旗，因此要求“呈请更换”。这一提议遭到正白旗户部尚书苏纳海等人的反对。苏纳海认为“地土分拨已久，且康熙三年奉有民间地土不许再圈之旨”，要求将此议驳回。虽然此事之起是由于八旗内部矛盾所致，但毕竟苏纳海的主张有利于社会安定，也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发展。

藐视朝野 被拿问罪

鳌拜恃威专断，不顾苏纳海以及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等人的反对，于康熙五年十二月确定“镶黄旗迁移壮丁共四万六百名，该地二十万三千晌，将蓟州、遵化、迁安三处正白旗壮丁分内地、民地、开垦地、多土地、投充汉人地派给。不敷，又将永平、滦州、乐亭、开平民地酌量取拔”。从以上记载看，正白旗迁出后的十一万多晌土地是远远不够镶黄旗二十余万晌的需要的，其他就要新圈民地。而正白旗迁走的壮丁也并未迁往畿南即镶黄旗迁出的地方，反去新圈玉田、丰润、永平等府县的民地，这样，所谓换地实际上就成为顺治以来的第三次大规模的圈地，给畿辅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尽管鳌拜等在两个月后“拨换地土将完”之时，下令“此后各旗有具呈请拨换者，概行禁止”。但是，鳌拜等人不顾百姓“扶老携幼，远徙他乡”之苦，不管“秋收之后”，蓟州、遵化等地“周遭四、五百里，尽抛弃不耕”的恶果，强行换地圈地，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损失，也危及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实是祸国殃民的一大弊政。

康熙五年（1666）鳌拜利用圈换土地沉重打击了以正白旗为首的反对势力，他的势力急

剧增长。康熙六年六月，索尼病死。七月，苏克萨哈由于鳌拜的威胁而请求退出政界，“往守先皇帝陵寝”，被鳌拜定为不满康熙帝亲政的大罪，处死籍没。这样，康熙初的四辅臣中就只剩下一个唯唯诺诺的遏必隆，鳌拜的势力就在康熙六年到八年五月他被逮前达到了顶峰。从他个人来说，他被授一等公，并加太师（有清一代大臣加太师者，唯鳌拜与遏必隆而已）；其子那摩佛承袭了二等公，并加授太子少师；其侄讷尔都尚公主，封为和硕额驸。就其集团成员而言，如班布尔善为大学士，济世为工部尚书，马迩赛为户部尚书等，基本上把持了朝政。“一切政事先于私家议定，然后施行，又将部院启奏官员带往私门商酌”，甚至“红本已发科抄，辅政大臣鳌拜取回改批”。正如法国传教士白晋所记，“在他（指康熙帝）十五、六岁时，四位摄政王中最有势力的宰相，把持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六部的实权，任意行使康熙皇帝的权威，因此，任何人都没有勇气对他提出疑议”。但与此同时，玄烨个人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成熟，在鳌拜力主严惩苏纳海及苏克萨哈时，他已能明确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虽然由于鳌拜势大而难以硬顶，但却更坚定了他清除鳌拜的决心。特别是鳌拜常常在“御前呵叱部院大臣，拦截章奏”，甚至在玄烨面前“攘臂上前，强奏累日”，极大地损害了玄烨作为一个皇帝的尊严。随着玄烨在康熙六年七月宣布亲政，鳌拜就日益成为他大权独握的障碍。因此，他在捉拿鳌拜的谕旨中称，“鳌拜在朕前理宜声气和平，乃施威震众，高声喝问..又凡用入行政，鳌拜欺朕无权，恣意妄为”，这对于一代英主玄烨来说显然是不能容忍的。

康熙八年五月，玄烨利用“布库游戏”擒捉鳌拜，结束了清史上的“鳌拜辅政时期”。从鳌拜的三十条罪状看，其中与其结党擅权有关的有二十三条，不尊重太皇太后的二条，对册立皇后妒忌、私买奴仆等有五条。康熙八年（1669）五月十六日，权倾朝野威风凛凛的辅政大臣、一等公鳌拜，被康熙帝玄烨捉拿问罪。造成这一重大案件的根本原因是鳌拜结党营私，擅权专横，他的所作所为阻碍了皇权的高度集中，不利于玄烨的乾纲独断，而不是所谓的鳌拜欲图谋叛篡位。 与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其他权臣或朋党集团如明珠、索额图、年羹尧、隆科多及和珅等相比，鳌拜既无严重的违法乱纪又无恶性之贪污受贿，更无图谋不轨的勃勃野心，反之却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对此，玄烨是很清楚的，他在捉拿鳌拜之后，只是将他“革职籍没，仍行拘禁”。不久死去，时间不详。

康熙五十二年，玄烨已到了晚年，犹记起鳌拜的功劳。一次，他召集诸王贝勒大臣，说：“忆及数事，朕若不言，无敢言之人，非朕亦无知此事者。”其中特别提到，“我朝从征效力大臣中，莫过于鳌拜巴图鲁者..鳌拜功劳显著，应给世职”。讳而不言者，当年捉鳌拜系不得已之举。雍正帝执政后，“赐鳌拜祭葬，复一等公，世袭罔替”，并于雍正九年加封超武公。这些身后隆典，说明鳌拜并非是极其危险的巨奸大憝，而仍是清帝褒奖的有功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