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5日发(作者：)

地理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空间

自克鲁格曼将空间概念引入迪克希特一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

完成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开山之作，下面是编辑老师为大家准备的浅谈新经济地理学。

提出核心一边缘模型以来，关于空间的经济研究得以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并随着

藤田等(Fujita et al.，1999)、鲍德温等(Baldwin et al.，2003)对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新经

济地理学终于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并导致学科的快速发展。但是，围绕新经济地理学

的一系列争论和讨论却始终未曾停止过，这些争论包括：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新经

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以及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的分野、空间区位问题为何一直未能进

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等(顾朝林等，2002;朱华友等，2003;刘安国等，2005)。经济地

理学所研究的经济活动的地域系统，即包括各经济部门在地域上的布局，也包括各地区经

济部门的结构、规模和发展，以及地域布局和部门结构的相互联系。因此经济地理学涉及

自然、社会经济、技术条件多方面的综合性问题，具有综合性特征。经济活动必然发生在

一定的地域内，与一定的地理环境相关，因此经济地理学又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经济学虽

然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但它本身仍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它研究的

是社会经济中消费者、厂商、市场以及政府等主体的经济行为，仅仅由于其使用的研究方

法和学科范式较为接近于自然科学，使它看上去更像一门科学。经济学建立了一套本学科

的学术规范：需求、供给、价格、市场均衡等，围绕这些概念，经济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

体系和学科范式。新经济地理学，学术界亦称空间经济学(Spatial Economics)或地理经济

学(Geographical Economics)，就其学科的本质特征而言，它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尽管

对于空间这一研究对象，经济学有着与地理学同样的目标和学术兴趣，但是它们在学术规

范、学科范式、理论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却远远大于共同点。为此，有必要探讨这两个

学科对同一对象空间进行研究时的差别。

如果说有一个因素在经济发展政策中被严重忽视了，我会说，这个因素就是“空间”

（地理因素）。理解空间的力量直接关系到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我在专著《空

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讲到，今天的政策决策者和社会公众一定要认识到经

济发展和地理之间的关系。

地理有多重要：以苏南为例

如果发起一场有关如何促进欠发达地区增长，实现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投票，我猜99%

的人都会赞成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资源。可是，却很少有人会认真地考虑“地理有多重要”

这样的问题。用地理和空间的视角来看苏南发展，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地理作用于经

济发展的实例。苏南发展的秘密不是乡镇企业，不是外资，也不是人力资源，这些都是地

理条件的结果。如果没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乡镇企业未必会在苏南成功，外资也不会

大规模投资在这里，人力资源也可能不能被有效地利用。那么，苏南到底有哪些地理优势？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在全球化的视野里看懂中国经济。中国真正的起飞是在1994年

之后，确立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这时，港口的作用重新突显出来，而其中，最具活力

的港口城市就是上海和香港。在苏南地区，地理上接近上海，从而能在国际贸易中节省物

流成本，而且，苏南地区还拥有长江下游的黄金水道。在这些条件上，苏南胜过了浙江。

而与同样接近大港口的广东相比，苏南才真是胜在其人力资源上，毕竟苏南在改革之初便

拥有较好的工业基础，使得苏南有能力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相对技能要求较高的产业。此

外，整个以上海加苏南城市群构成的都市圈还因为地理的因素产生了更强的辐射作用。广

东往北，很快就遇到南岭，而上海往西则是平原为主，而且，长江的运力远非珠江可比。

同时，香港是特别行政区，拥有不同于内地的制度和文化，甚至语言习惯也有差异。所有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我在自己的研究里看到，如果说离大港口的距离会影响到一个城

市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那么，在长江三角洲，这种影响比珠江三角洲要小一些，换

言之，长三角都市圈的辐射力更强。从空间的视角审视我国产业转移。从苏南发展推广开

去，地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整个中国也有所体现。如果忽视这种“空间的力量”，就会

误以为，可以通过人为的经济政策引导资源向内地转移，而实际上，动用行政手段来干预

资源在地区间的配置，会造成资源配置效率的巨大损失，极大地削弱中国产业在全球市场

上的竞争力。很多人为中国的产业转移而欢呼，我看，需要冷静。如果是在完全的市场机

制下，产业的梯度转移是好的，其前提是，核心城市在经济集聚的过程中会出现生产要素

价格的上涨。而在行政干预下，地价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只会比原来应该有的趋势来得更

早。问题在于，市场机制下的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本质上是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在行

政干预之下，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却不一定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异，

就是经济中出现的扭曲。企业家都是利润的追求者，当生产要素价格与劳动生产率相背离

的时候，将企业向中国内地迁移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至少，它们还有一个选项，那就是，

将企业迁往港口条件不亚于中国，劳动成本却更低的其他地区，比如越南。如果后者成为

普遍趋势，无异于中国将自己本应有的发展机会拱手相让。

同样道理，我们也发现，到区域性的大城市距离也显著地影响城市的经济增长。由于

经济向大城市集聚可以带来规模效应和外部经济，促使中心城市吸收周边城市的经济资源，

同时周边城市也能较多地分享中心城市集聚效应带来的好处，因此，一个城市距离区域性

的大城市越远，经济增长越慢。而中小城镇的发展才是下一轮发展的方向，甚至硬是将英

文里的urbanization区分为“城市化”和“城镇化”，以所谓“城镇化战略”作为对城市

化的替代。发展中小城镇并不错，但“城镇化战略”错在将中小城镇发展与大城市发展机

械地割裂开，事实上，我们的研究说明，大城市的发展可以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带动力。

试图通过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来为中小城镇的发展腾出空间，这种政策主张不说是南辕北辙，

也至少是事倍功半。对于地理在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社会各界还缺乏科学的认识。遗

憾的是，中国的社会各界对于地理在决定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缺乏科学的认识，不少地

方政府都片面追求短期GDP增长，并陷于投资推动和政府干预的经济增长方式。

不仅如此，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是，认为是经济资源向拥有地理优势的东部集聚

导致了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扩大。于是，在经济政策上形成的一个相应的误区是，认为要平

衡区域经济发展，就要动用政府政策来抵消地理的作用，这进一步加强了地区经济对于投

资推动和政府干预的依赖，而这些在长期对经济增长并不起显著的作用。

地理对城市经济增长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理位置不同的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将越

来越大。恰恰相反，中国出现的这种“地理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策限制了生产

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跨地区自由流动，加剧了地理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无独有

偶，2011年3月12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地区差距：差距经济学”一

文提出，对于英国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关键不是要补贴，而是要实施两项政策措施：使

人口自由流动，加上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中国不会是个例外。如果我们相信

科学，那么，兼顾增长与平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就应该转向促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

动，而不是堂吉诃德式地用政府政策去扭曲市场机制。